基于CGE模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通过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农业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促使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 87个百分点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结果]农业转移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居民,拉动了投资的增长,促使土地租金、真实GDP、实际工资、家庭可支配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加。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使得CPI、GDP价格指数、出口价格指数出现不同程度地降低。[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整体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要继续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协调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推进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要不断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融入城市,在职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向城市居民靠拢、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界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论述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要性,总结了美国和日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就业培训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相关法规和搭建融合平台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是构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三方共同参与承担的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主要分为保障住房成本、教育培训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等5个部分,对其进行分类加总测算的结果显示,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为285760.84元。其中,政府需要承担的部分超过总成本的一半,而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分别需要承担的部分均少于成本总额的1/4。为进一步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应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各级政府分担机制、开拓和创新多样化的成都市财政筹资渠道及成都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渠道等。     

基于住房视角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漂浮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质在于其从农村中彻底退出并融入城市社会,城市住房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退村进城"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政策层面,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部分失灵,致使农业转移人口既无法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以满足进城租房购房的资金需求,又难以得到住房保障支持;在市场层面,房价收入比过高;在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匮乏;政策、市场、社会的选择性排斥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解决难度和市民化漂浮困境。基于此,应允许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可抵押以及市场交易,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交易体系,以增加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退村"的推力;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构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市场主体市民化支持机制以及增加资本建设,形成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的拉力。在综合运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社会力量解决住房问题基础上,探索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不仅是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保障,也是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方法]假设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体规模不变,理论分析机制的异质性效应,以湖南省的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设置不同权重下的常住人口"标准人系数",测算各城市的拟分配财力及其波动幅度。[结果]现有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外溢而形成"发展的贫困",另一方面是劳动财富外溢而形成"衰退的富裕";"发展的贫困"门槛值为8%、"衰退的富裕"门槛值为-20%,长沙市是唯一的公共服务外溢地区,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则是劳动财富外溢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在现实中较为稳定,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城市的预分配财力和拟分配财力相差不到1%。[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挂钩机制有利于推进市民化进程,公共服务外溢的城市应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财富外溢的城市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户籍为本地的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对象的均等化。     

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现实路径

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始终困扰着我们,因此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促进整个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文献回顾与前瞻性分析及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收入、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消费政策、消费场所、消费观念、消费品供给结构等方面提出了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策略。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支出行为的影响——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策调整改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可以提升其边际消费倾向;而在长期内,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     

城市规模、社会保障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本文利用CHIP2008数据,采用Ivprobit与probit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社会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规模与市民化意愿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大城市和小城市具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中等规模城市不明显;(2)城乡社保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城市社保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农村社保则表现为显著的负面作用。积极实施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就地城镇化"、推动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和城乡社保一体化可能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解决之策。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的支持机制研究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迫在眉睫。在借鉴众多典型的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前提下,本文作者提出了以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来置换城镇住房、获取社会保障、增加财政性收入的农村三权三利用模式,并以此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     

如何扩大农村内需：基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视角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大农村内需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对近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现状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东、中、西、东北地区消费水平存在差异。按照消费类型来看,生活性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差额总体呈逐渐扩大趋势,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相比于收入增速的波动性更大,近年来有增速放缓的现象。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增收机制尚待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农村消费环境尚待改善。未来,扩大农村内需要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着力点,并根据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地域特点因地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基于市民化的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调研分析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分析满足就业能力与市民化现状,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综合素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大量问卷和访谈调查分析发现,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与职业岗位技能需求存在明显的职业特性,其就业能力需求与社会化培养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偏差,需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行业职业导向服务、培训管理与技能运用效果等制约因素作深入探究。     

数据

<正>中央财政下达300亿元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2019年财政部下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300亿元,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财政部表示,地方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点,合理分配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管理,重点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地区倾斜,向有效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突出问题的地区倾斜,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广东省已经具备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基础,但市民化是个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重重障碍,为了有效化解,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提升。     

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研究

目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明显偏低,在城镇地区的经济融入、政治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方面存在种种困难,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拦路虎,户籍门槛与福利差距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难的壁垒,等级制的城市行政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均衡配置资源的障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延缓器,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到2020年,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难带易、以点带面、以小带大、以新带旧四大基本原则,坚持缩小城乡区域福利差距、强化市民化法律赋权两个核心导向,聚焦"进得来"、"过得好"、"离得开"、"可持续"四个主要内容,抓好随迁子女进城入学、家庭成员定居落户两个关键步骤。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举措包括,完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市民化导向的城市行政制度改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共享的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创新农业转移人口有偿退出与带资进城的土地政策、完善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权事权匹配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6091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目的]文章通过意愿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层面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的代际差异,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指导意见。[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6 091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选取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余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动特征为控制变量,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通过城市和年龄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相比于"务工经商"的流动群体,拥有"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收入"和"已建立健康档案"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定居;现有市民化政策更加倾向于男性,但女性的落户意愿反而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落户可能性越大"仅限于第一代农民工;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需求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城市。[结论]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关注进城务工子女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健康教育宣传能够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风险维度探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两者相互支撑、同步发展。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因制度隔离障碍,产生了城市融入、社会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政治参与边缘化、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冲突这四种类型繁杂、程度不一的社会风险。唯有破除制度壁垒,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才能有效地治理这些风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优化建议——基于江浙沪省域面板数据的横向比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的有效分担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基于对江浙沪2014~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测算,发现各样本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已超出各地公共财政的合理承受区间。当前,各细分成本指标对流入地财政负担的影响程度并不均衡,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的当期约束十分明显,保障性住房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预期将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要素。建议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社会保障供给制度、健全住房供应保障体系等层面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通过消解财政支出压力带来的政策推行阻力,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市民化融入程度偏低的"两难困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的作用机理,即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非农收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减少贫困。然后选取了中国18个省份2000年~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贫困的减少。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信息渠道、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制度以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技能等对策建议。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形势下，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更应该坚持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消费需求不足的境地，要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重点在于农村地区。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是扩大农村消费的关键环节。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尽管会减少其一些可支配收入，却能减少农民工由预防性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大大提高其消费倾向，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