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成效评估 ——以宁波市为例

研究目的：检验生态保护红线是否具有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政策成效。研究方法：建立基于反事实框架的政策评估逻辑，集成InVEST模型、分组回归和断点回归，评估宁波生态保护红线的政策成效。研究结果：（1）在空间反事实维度上，无论是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实施前、后，生态系统服务在红线保护区保持稳定，由红线保护区向红线保护区外出现明显的下降“跳跃”效应。（2）在时间反事实维度上，政策实施前，红线保护区生境质量和水源涵养均值比红线保护区外分别高0.060和56.71；政策实施将两者差距分别提升至0.062和62.09，而水土保持在红线保护区内外的差距缩小。（3）基于空间—时间双维反事实逻辑的政策评估部分地证实了生态保护红线对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积极成效。（4）宁波生态保护红线的政策成效得益于其特殊的“以山为基”红线格局和对红线管制的时空衔接。研究结论：生态保护红线对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一定成效，但受区域地表环境和政策管控方式制约，需因地制宜制定管控策略和推进红线保护区内外的管理衔接。     

基于景观结构的生态空间管控——江苏省的探索与实践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划定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是强化生态保护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国家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有效手段,旨在解决土地利用与资源环境的冲突问题,以达到土地利用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建设空间的快速扩张,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划定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对红线区域实施差别化管控政策,对江苏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的方法研究 ——以江苏省金坛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金坛区为例,基于斑块—基质—廊道生态网格,探讨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的方法,以期提升区域生态功能,为其他区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提供方法借鉴。研究方法: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路径法识别出潜在生态廊道,并基于重力模型最终确定重要生态廊道。研究结果:金坛区形成了主次分明、点线面要素齐全的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区域,面积占金坛区总面积的44.58%,其中金坛区重点保护区域占金坛区总面积的23.67%,并以此形成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责任追究的红线管控制度体系。研究结论:基于斑块—基质—廊道生态网格划定的县域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可为区域土地生态保护提供重要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研究评述及框架体系构建

研究目的:系统梳理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成果,探讨生态保护红线研究的框架体系,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归纳分析法。研究结果: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界定—划定方法—管控策略"这三大方面。然而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已有研究较为分散且缺乏关联互动,仍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性。在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研究范畴进行拓展的基础上,按照"理论—方法—实践"相统一的研究脉络,构建"定性—定量—定位—定策"的四位一体生态保护红线研究框架体系。研究结论:未来应从强化自然资源监测技术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中的应用、构建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实施评价机制、探索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的运作机理等方面对生态保护红线展开进一步探索。     

浅谈地方生态保护红线的评估问题——以湖北黄冈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优化是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划实落地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湖北省黄冈市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实践,梳理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突出矛盾,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其他城市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提供借鉴。     

基于县级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与实践——以吉林省大安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为目的的用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首先,本文通过生境质量和生境稀缺性公式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并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等关键问题进行探讨。然后,以吉林省大安市为示范区,在"上下结合、统筹兼顾"原则指导下探讨了县级尺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案。最终,结合大安市的实际情况,划定该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为1067.8km~2,占大安市国土面积21.8%。经实地复核与调查,本文提出的红线划定范围和大小基本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县级尺度在我国生态红线划定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本单元。对县级尺度生态红线划定方法的探讨为省级和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的确定打下基础。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基于对内蒙古自治区的调研

正为推动土地督察工作向自然资源管理领域拓展,了解掌握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情况,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日前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衔接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发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在衔接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自然资源管理相关工作。而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此认识不足、划定工作参与不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现状及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情况     

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建设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流域水资源和环境状况趋于严重,亟须划定流域生态红线,进行综合管理。针对流域生态红线管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提出流域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建设的路径,包括健全流域生态红线的规制、建立流域生态红线分级分区管控机制、强化流域生态功能目标考核、全面实行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完善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动态

<正>1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底前,我国将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意见》明确了总体目标:2017年底前,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底前,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到2030     

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多情景模拟

生态红线划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的生态红线划定主要采用国家生态红线划分标准来进行,没有考虑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的相互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多智能体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城市建设用地—生态保护红线"协调的决策模型,协调城市建设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确定不同保护和发展模式下的城市生态红线。以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验,模拟了不同生态保护模式下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结果表明在生态红线划定中考虑多主体的决策因素有助于协调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县域生态红线的划定与管控机制——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正生态红线的划定,对预防和控制土地开发利用行为对生态环境功能的破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用。现有对生态红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红线内涵界定、生态红线区内非生态用地效益定量化分析、生态红线与耕地保护等其他保护红线的比较等方面,基本上是理论探究较多,具体实证研究不足。笔者拟在对生态用地识别的基础上,采用与相关规划衔接的方法,借助于ARCGIS空间分     

RS和GIS支持下的县域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研究——以四川省汶川县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尚处于起步状态,在此背景下,采用遥感技术(RS)与空间信息技术(GIS)相结合的方法,以汶川县为例,研究县域尺度下的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研究结果表明,占汶川县辖区面积的62%属于生态功能红线保护范围。     

资讯

正生态保护红线标识发布由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的生态红线标识的揭晓,标志着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已由制定省级划定方案逐步转入落地勘界定标和制定配套政策的阶段。生态保护红线标识取自书法和象形文字"山"的意向形,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标识上山水与大地合为一体,展现了人与自然及生态的和谐关系。     

耕地红线与生态红线概念比较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文明,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比内涵已相对清晰的"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相关制度及概念仍在进一步探索中。笔者认为通过"生态红线"与"耕地红线"相关基础性概念的比较与判断,进一步明确"生态红线"的概念、特征与操作对策,可为下一步开展"生态红线"的相关研究做好理论铺垫。     

深圳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研究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区域生物资源安全和生态系统稳定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以深圳市为例,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规避三个方面评价生态用地重要区域,进而划定深圳市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深圳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面积为339.24km~2,占深圳市域总面积的17.2%。从各区分布来看,面积最大的是龙岗片区,为166.03km~2,最小的是福田区,面积仅为8.68km~2。深圳市生态保护红线主要集中分布在南部盐田梧桐山片区和坪山片区的马峦山区域、西部宝安片区的羊台山以及东南部大鹏半岛的坝光片区周围。深圳市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维护生态空间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的问题及对策

生态红线是国家为了保护区域之内的生态环境而划定的需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生态红线随着时间、政策和管理目标变化而发生变化,难免会与既存的矿业权发生重叠性冲突。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面临违规状况不清楚、权利义务不清晰、法律规定不清晰、法律责任划分不清晰的困难。完善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机制建议:(1)摸清生态红线内矿业权存在的底数;(2)建立梯次退出机制;(3)划定权利义务关系;(4)明确退出补偿标准;(5)规定生态补偿标准;(6)立体化监督与公众参与。     

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的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探讨——以长三角为例

研究目的:生态保护红线正处于评估与优化阶段,尝试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提出简便且易操作的优化指标与阈值。研究方法:InVEST,CASA和RUSLE模型,STARS(Sequential T-test Analysis of Regime Shift)突变检验。研究结果:(1)长三角地区破碎度持续增加导致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和净初级生产力(NPP)4类生态系统服务呈显著下降趋势,存在4个以上的显著下降突变点,生态保护红线破碎度优化阈值为0.2;(2)长三角地区连通度指数持续增大显著提升4类生态系统系统服务,存在3个以上的上升趋势突变点,生态保护红线连通度优化阈值为90;(3)基于破碎度(0.2)和连通度(90)作为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优化阈值,长三角生态保护红线约17.25%的面积需优化,其中生态系统完整性不满足的占9.01%,生态系统连通性不满足的占0.02%,两者均不满足的占8.22%。研究结论:(1)建议将破碎度(0.2)和连通度(90)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完整性与连通性的优化指标与阈值;(2)未来应加强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过程完整性、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弹性等多维度筛选关键表征指标,利用更多的景观指数及不同的阈值设定方案,建立一套更加系统科学、可操作的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指标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的唯物辩证法阐释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生态红线的提出是以系统把握人与自然、经济之间发展的普遍联系关系为基础,是应用底线思维和适度原则。严守生态红线是对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对立统一的科学把握。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划、管、审”——以江西省高安市为例

按"基于现状、尊重规划"的思路,运用"枚举法"和"统筹协调法"研究划定了高安市自然生态空间。按分级管控与正负面清单准入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构建了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控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开发,实行正面清单准入管理,一般生态空间内限制开发,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构建了建设占用审批新模式,将空间准入与用途转用相衔接,提出从空间准入用地预审到建设占用审批的具体流程。完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建议:统一标准,开展自然资源调查评价;针对争议图斑,允许纠错;结合实际,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适应新形势,整合审批流程。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与空间规划矛盾的几点思考——以渤海为例

从海洋空间规划角度,渤海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渤海近岸海域海洋油气勘查空间较小;红线区油气项目陷入续期、退出两难境地;近岸海陆交汇区域国土空间监管缺乏系统性;海洋生态红线对油气勘探开发活动兼容性较低。原因主要有:红线划定科学性不足,退出机制缺乏相关保障;大陆海岸线存在动态变化;生态保护与油气开发共存缺乏数据支撑;盈利本质决定了企业不愿在环保领域大力投入。建议:建立油气项目用海准入清单;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推进陆海统筹;细化红线区管控措施,有条件允许油气勘探开发活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实现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