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对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543户农户的实证

非农就业是农户的一种普遍选择,深刻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文章利用四川省54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非农就业视角下分析了影响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但如果不解决内生性问题促进效应将被低估;散养户家庭所具有的禀赋会显著影响到农户生猪养殖决策;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和家庭规模异质性存在,非农就业对散养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应有序促进非农就业有助于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适度规模养殖形成;完善要素流转市场,促进闲置养殖设备向养殖大户集中,降低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的门槛;分类制定散养退出激励政策,促进生猪散养户有序退出。     

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25个县(市、区)的调查

本文基于四川省25个县(市、区)753户生猪散养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户主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到县城的距离较远、饲料市场化程度较高、户主受教育程度较氐、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养猪收入所占比例较低、生猪商品化率较低或到乡镇的距离较近的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的概率更高;与山区的农户相比,平原与丘陵地区的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的概率更低;而养殖效率对农户继续从事生猪散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有关结论,本文在如何引导农户退出生猪散养、扶持生猪散养农户从事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对生猪散养进行地域限制等方面提出了有关政策启示。     

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动力、路径及影响研究

生猪养殖规模化生产效率高、疫病防控能力强,是稳定生猪生产、保证猪肉供给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分析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生猪生产规模化的动力、路径及影响,并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养殖用工机会成本持续上升、环保政策趋紧、疫病防控压力导致散养户加速退出,生猪规模化快速发展,中国生猪生产结构从金字塔型、纺锤型向哑铃型转变。二是规模化推动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使生猪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从穷人养猪向富人养猪转变。三是"公司+家庭农场户"模式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规模化轻资产扩张需求及以政府政策引导方向,长期来看该模式将成为中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的主要路径。四是生猪规模化养殖需要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沉没成本高,规模养殖场融资能力强、达产周期长,因此,规模化将拉长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当前大规模养殖集团的高额净资产收益率源于工业化、专业化生产模式对农户小规模、散养模式的替代,随着规模化的普及,市场竞争将迫使生猪养殖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浅析养殖从业人员变化规律及应用

正1养殖从业人员数量变化规律从养殖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从业人员的变化呈现出以下规律:由全部农户从事养殖业→部分散养农户从事养殖业→专业人士从事养殖业。在养殖业的人数上,初始之时,几乎全部农户都搞养殖业,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部分善钻研、善总结、技术好的农户不断扩大养殖数量,成为养殖大户、专业户,少数不善饲养的农户逐步退出;再进一步发展,养殖业就由少数善经营、技术高的专业人士科学养殖,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开     

贫困地区农户散养生猪的销售行为分析

贫困地区农户散养生猪较为普遍,但是,散养生猪的商品率较低。本文运用Probit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生猪销售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家庭总人口数、家庭最高受教育水平、生猪存栏数、猪圈清洁状况、猪圈质量、市场信息等对农户生猪销售行为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由于组织化程度低,养猪协会在生猪生产和销售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外界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     

农村宅基地退出前后农户福利测度及其动态变化——以浙江省德清县201户农户为例

本文以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为研究对象,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原理,采用模糊评价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测度不同时期、不同安置模式下农户退出宅基地后的福利水平,分析农户福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政府主导下整体推进的"村改居"宅基地退出,使农户综合福利水平上升,但农民身份的转换并未提高其经济福利,反而增加了融入城市的成本;(2)在不同的退出安置模式中,"住宅+货币"模式农户福利最高;(3)不同时期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福利水平不同,宅基地退出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纵向时间上的不公平性问题;(4)主动参与退出、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政策理解程度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强,退出后福利越好;人均宅基地和家庭规模越大,退出后对补偿需求越高,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退出后福利越差。     

小额信贷对贫困地区农户畜禽养殖业的影响

虽然资金短缺常被认为是影响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畜禽养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来自实证研究的证据少有报道。本文使用农户调查数据,以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为例,实证分析了小额信贷对农户畜禽养殖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小额信贷促进了农户参与猪牛羊和家禽的养殖,其中对于生猪养殖的促进作用尤其明显;同时,小额信贷对于扩大猪和羊的养殖规模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对农户养殖业的影响远低于小额信贷。     

中国生猪饲养业比较优势分析

生猪饲养业在中国畜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猪肉市场也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国内资源成本模型对中国生猪养殖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农户散养、专业户饲养和国营集体大规模化饲养3种方式下生猪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进行对比。研究从生猪饲养效率角度出发,对农户散养、专业户饲养和国营集体大规模化饲养的比较优势水平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演变模式研究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在1990年以前主要以散养模式为主,年出栏生猪占比达到90%。近年来,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不断上升,养殖规模化驱动因素包括机会成本、周期洗牌、环保压力。从行业进入退出模式分析,未来生猪养殖行业格局将呈现龙头企业产能快速扩张,但同时粘性化散户并存。在公司与农户紧密结合型、公司与农户松散结合型、重资产型三种主流规模化模式中,紧密结合型是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福利变化分析——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研究目的: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义乌市作为调查样本区,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定量测度宅基地退出前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研究方法:Logistic模型,模糊评价法,实地调研法。研究结果:近郊村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比例高达64%;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的因素依次为宅基地住房层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负向作用的因素依次为农户年龄、当前状态满意度、农户居住舒适度以及家庭人口数量;农户退出宅基地进行集中居住后,住宅的资产性凸显,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提升,远郊村农户福利水平提升更大;从功能性看,农户居住状况改善最多,经济状况提升较大,但远郊农户生活成本增加较大,搬进新宅后近郊农户状态满意度提升较小。研究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时机较成熟,建议政府探索适合农户生活方式过渡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居住布局模式,为退地农户提供受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构建市场机制提升城乡土地配置效率,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户农户样本

研究目的: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份农户调研数据,揭示社会资本因素在农户退出宅基地决策中的影响机理,以期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合理化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和Ivprobit模型。研究结果:乡村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3个维度在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0.022、0.043和0.053;社会网络在社会规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中发挥了增强性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引导农户自愿有序退出宅基地应找到符合农村社会现实的着力点,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扩大农户社会网络,发挥社会规范的驱动作用。     

基于损害控制模型的农户过量使用兽药行为研究

近年来生猪养殖过程中兽药过量使用现象比较普遍,为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埋下隐患。本文利用对辽宁省生猪养殖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损害控制模型和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过量使用兽药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使用兽药过程中,有31.47%的农户会超过说明书规定使用量;农户在养殖生猪过程中过量使用兽药的根本原因是想通过加大兽药使用剂量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从而保障生猪出栏量和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销售价格;但实际情况是过量使用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即过量使用的兽药并没有帮助农户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应发挥政府和市场组织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完善市场保障机制,从而合理规范农户的生产行为。     

农户生猪饲养模式选择和适度规模估算:四川省个案

四川农户生猪养殖适宜采用何种饲养模式和多大规模,是生猪养殖转型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首先,选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4~2012年)中的生猪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生产效率角度探讨四川农户生猪饲养模式;其次,利用2014年对四川省遂宁市373个生猪养殖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选用C-D生产函数,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度四川农户生猪适度养殖规模。结果表明,四川农户生猪养殖宜采用规模饲养模式,适度养殖规模为118头/年。     

农户禽流感报告意愿分析

控制动物疫情的关键在于尽早发现疫病,而早发现需要农户早报告。本文以江苏省海安县和灌南县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当自家或其他农户家禽发生禽流感时规模户、散养户及非饲养户报告禽流感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对禽流感的报告意愿比较低;养殖规模、对禽流感威胁人类健康的认知、对禽流感政策的认知水平、对扑杀补偿政策的信任程度、对禽流感暴发风险的认知等因素影响农户禽流感报告意愿,但不同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报告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促进规模养殖,在禽流感的健康危害及扑杀补偿政策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确定合理补偿标准并确保补偿及时到位,将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禽流感的报告意愿。     

生猪价格波动、产业组织模式选择与农户养殖收入——基于江苏省生猪养殖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省东海、射阳、滨海、泰兴四县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将养殖户参与的生猪产业组织模式分为完全市场交易模式、横向一体化模式、订单养殖模式和纵向一体化模式。通过测度生猪价格波动和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运用两阶段多元Logistic模型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了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对于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以及生猪养殖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价格波动是农户产业组织模式选择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加入生猪产业组织虽然能够提高农户养殖收入,但市场价格波动幅度的增大会削弱产业组织模式带来的积极影响,使得农户加入产业组织模式的收入效应减弱,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的农户倾向于选择完全市场交易模式,倾向于不选择加入纵向一体化产业组织。     

农户奶牛养殖与乳品加工业扩展

随着收入提高和现代零售市场的发展，城乡居民乳制品需求和奶牛养殖业迅速增长。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影响农户奶牛养殖发展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乳品加工企业发展和布局。利用北京周边地区的农户奶牛养殖业的调查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乳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和布局是影响农户奶牛养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当地的交通条件和家庭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农户的奶牛养殖发展；同时还发现，贫困农户并没有被排除在乳制品市场扩展的发展机遇之外，他们同样在乳制品市场扩展中得到益处。     

农户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的4737个样本的实际调研数据,使用Logistic模型和ISM方法对农户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层次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态度、个体特征、外部环境这3类10个因素对农户随意排放行为有显著影响,并且它们以各自不同的作用点影响着农户行为。其中,控制意愿为直接影响因素;排放动机、农户认识、他人影响、环保部门监管、废弃物回收处理设施为第二层影响因素;环保培训、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水平、性别为深层影响因素。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收入增长及其地区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8个省份2037个农户家庭的调查

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机制提出三点假设,运用PSM-ATT方法计算土地流转对2037个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使研究假设得以验证。结论表明:从总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可促进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尤为显著;细化转入和转出行为后发现,转出土地农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水平要高于转入土地的农户家庭;从地区分样本来看,土地流转在巩固各地区既有收入来源优势情况下,还表现为对收入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并将衍生新的收入增长点。     

交易成本视角下合作社参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优势分析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是一种提升中国养殖业规模化水平的生产模式,其促进了中国养殖业的产业化升级,然而交易和契约的不稳定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H公司"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现实表明,市场和自然风险加剧的有限理性、交易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加剧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博弈增加了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交易和契约的稳定性。而现有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养殖模式的案例表明:公司和农户在合作社基础上可以形成有利于控制交易成本的合作机制,克服了传统"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缺陷,进而能够保证交易和契约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