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6年面板数据,系统地考察了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父母亲工作时间和年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面板模型,本文发现:①对一孩家庭来说,家庭生男孩对年收入的提高要比女孩多近1160元。②两孩家庭条件下,子女的性别组合对家庭年收入的激励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头孩是女孩二孩是男孩>头孩是女孩二孩是女孩>头孩是男孩二孩是男孩>头孩是男孩二孩是女孩。按照头孩的性别将四类两孩家庭分为两组,在每一组内,二孩是男孩的家庭年收入仍然高于二孩是女孩的家庭;但两组之间头孩为女孩的家庭年收入高于头孩为男孩的家庭,激励效应的组间差异可能是由计划生育政策与父母的男孩偏好共同作用导致的。性别激励效应差异是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质量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基于子女异质视角下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子女特征为基础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逐渐增加,而文娱消费支出逐渐减少。第二,整体而言,有女孩的家庭在日用品与衣物上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第三,在中青年阶段的家庭中,有男孩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男孩的家庭;而在中老年阶段的家庭中,有女孩或女孩较多的家庭在教育消费支出方面要高于没有女孩或女孩较少的家庭。第四,中青年家庭在交通、衣物与水电消费上的支出显著高于中老年家庭。第五,在中老年阶段的独生女儿家庭中,贫困户的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显著低于非贫困户家庭;至多有两个孩子且有男孩的家庭对未来购房的意愿强烈。此外,本文验证了收入质量在家庭生命周期对食品消费、教育消费以及衣物消费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谁从“家庭捆绑”式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获益?——来自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框架中的"家庭捆绑"机制对家庭代际经济转移的"挤出"效应及其程度,由此评价"家庭捆绑"制度安排对老人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和不可观测异质性因素以后,研究发现: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初期,"家庭捆绑"机制并没有对传统家庭养老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②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导致最有可能被"家庭捆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老人获得成年子女经济转移净额最少,相反,那些没多大积极性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却能获得比较多的子女经济转移净额。由于代际支持行为主体所处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导致代际转移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多变性,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家庭捆绑"机制的效果还需进行长期跟踪观察。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本文利用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从老人状况、子女数量及家庭代际支持三个层面,考察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制约了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老人居住安排的性别偏好未能充分体现,女儿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有显著影响;成年子女外出打工带来的代际支持的变化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也有显著影响。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质量总体较好,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收入贫困的影响来自于与儿子关系、与儿媳关系和与女婿关系;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精神贫困的影响,来自于四个方面。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基于姻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与儿子关系在代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代际关系质量存在示范效应,但其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非常有限。农村老年贫困个体差异明显。因此,从代际关系质量视角治理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应在分类施策基础上,重点提升老年人与儿子关系的质量。     

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基于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力量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隔代照料和代际赡养已经成为现代家庭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组结果显示,其一,隔代照料对农村户籍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略低于城市户籍祖辈;其二,隔代照料对55岁及以上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其边际效应呈阶梯型增长趋势,但对55岁以下祖辈的影响不显著;其三,隔代照料对不同居住安排的祖辈代际赡养预期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与子女同住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大于不与子女同住的祖辈。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探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现居深圳市的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代际凝聚力,情感关系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而代际联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降低了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     

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及工作收入——代际间传递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文章利用麦可思公司的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等因素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工作情况却是差距很大,非农民子女的工作单位更好,收入更高。在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异的情况下,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而在校期间的表现对于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代际间的传递效应在目前普遍存在,从而导致社会不公。     

多子多福？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始于1979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外生的冲击,基于断点回归设计,估计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同时还检验了相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一个孩子而言,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好一些,具体反映在感到沮丧悲伤的概率更低,幸福感明显更高一些。异质性检验则发现,相对于生育多个孩子而言,当独生子女为女性时,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差。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多个子女的老年人来说,生育独生子女老年人的收入更低、身体状况更差。文章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在当下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需要政府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支持力度,在养老保险和医疗方面给予农村独生子女父母更多的支持以改善其经济和健康状况。     

邻里效应及其对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54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选取贵州省农户为调查对象,以3县3村为调查样本,以50米以内、100米以内以及小组内成员定义邻里,运用线性均值模型、logit模型等工具分析邻里效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存在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显著影响了农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价格选择及方式选择等。(2)邻里距离越近对农户的选择行为影响越大。对于邻里效应的忽视,导致以往研究存在内生性偏差。(3)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其内生效应,即邻里的农地流转行为显著影响农户选择同样的行为;外生效应,即邻里的户主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土地数量、土地质量、劳动力状况等均对农户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充分发挥资深成员、党员、村干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带头作用,积极开展土地整治相关项目,发挥小组的示范作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为政策启示所在。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论文从孝道转型视角出发,基于CHARLS2015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比较分析了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类型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不同子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经济支持。较之对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度更大;较之成年女儿外出的影响,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可见,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而是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成年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并未扮演替代性角色,而是仍旧扮演着辅助性角色。为此,应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大力发展农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倡导孝亲敬老的美好家风。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四川省的数据

基于四川省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比重大幅下降,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代际分离普遍、家庭结构严重老龄化。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家庭的稳定性被动摇,传统家庭代际关系遭到破坏,家庭养老的基础被削弱,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经济功能弱化。建议:重视农村家庭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公共服务,推动家庭整体流动,促进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代际反哺促进了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吗？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厘清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等代际反哺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而认识家庭养老对土地养老的替代作用以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研究方法：Logit模型、工具变量法。研究结果：（1）代际经济支持会显著促进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2）代际间频繁的线下交流会抑制土地转出,而线上联系则没有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即便在代际反哺的作用下,劳动能力强的留守老人也不愿意转出土地;（4）“新农保”的参与通过挤出代际经济支持来抑制留守老人的土地转出行为。研究结论：在“新农保”补贴力度小的现实背景下,家庭养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关注代际经济支持对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与线下交流的抑制作用,合理引导留守老人土地转出行为。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