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目的 川西北高原藏区是贫困人口聚集区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开展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研究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对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仍然难以准确理解。方法 文章应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和GIS空间分析等模型,探究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影响因素对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和贫困发生率变化的交互影响,确定影响贫困变化的各主要因子适宜特征。结果 （1）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布存在三大热点区域和三小热点区域;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低—高聚集（LH）异常值区域。（2）GDP密度、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均耕地、人口密度、总辐射等6个因子是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3）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差异显著,存在自然制约型、交通制约型、经济制约型和社会制约型等4种类型。（4）各因子之间呈相互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关系,两种因子的交互作用增强单因子对贫困化的影响,研究揭示的影响贫困发生率各主要因子最适宜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维度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巩固扶贫成果提供参考依据。结论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扶贫时代,应当对热点地区、主导因素和不同类型贫困村进行精准施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构建多种产业模式。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仪陇县为例

[目的]文章以四川省贫困县仪陇为研究对象,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IS空间表达,揭示了仪陇贫困化空间格局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方法]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仪陇县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探测分析,分析得出影响仪陇县贫困的主导因素,划分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结果]仪陇县贫困化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并存在贫困发生率高值热点区和低值冷点区;海拔、到县城中心距离、粮食总产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大病保险人数占比、危房改造占比6个要素为制约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不同因素共同交互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效应大于单一因素;仪陇县存在自然环境制约型、地理区位制约型、经济条件制约型和社会要素制约型4种贫困化地域类型。[结论]仪陇县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受多种因素影响,健全各项扶贫工作保障机制,统筹各项工作安排,科学、因地制宜地精准施策。     

陕西省县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不同县区时空上的变化与作用关系。[方法]构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三维指标体系,同时确定了契合研究区背景的指标阈值,分析了2000—2015年陕西省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时空分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了2015年区域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0—2015年陕西省县区土地利用单项功能及总功能值逐步提高、但动态变化幅度不大、单一功能向多功能缓慢转变,仍以生态功能为主;(2)陕西省生态功能对土地利用总功能的影响最强为0.308,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封山育林总面积分别为社会、经济、生态功能的主要指标,且各层级因素两两交互后协同关系显著。[结论]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研究为维护社会、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土地可持续发展有效手段之一。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云南省地形起伏度大,立体气候资源丰富,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明显,测度其农业生态效率,并从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3个维度选取10个驱动因子分析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方法 文章运用超效率的SBM模型,基于2008—2018年云南省129个县（市、区）农业面板数据,测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1）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水平,但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呈东西部、南北部相对高、中部低的“U”型分布格局,且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效率正相关和波动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来看,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域数量在逐年递减,集聚性呈下降趋势。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及南部,向邻接县域扩散的趋势明显;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部和东南部。（3）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经济因素仍是目前农业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但其作用强度不断下降,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形起伏度解释力不断上升,不同驱动因子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明显,且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会增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结论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显著,社会经济因素是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地形起伏度、降水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明显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目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以点带面,提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方法 文章以山东省1 58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揭示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结果 （1）山东省3类经营主体呈集聚型分布,3类经营主体的空间离散程度均处在高非均衡水平,空间分布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2）3类经营主体呈现“多中心,连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家庭农场整体呈“带状”分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整体呈“环带状”分布。（3）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龙头企业在市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4）生产要素、政府能力、劳动力质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市场化水平共同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且两两之间的交互能对3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结论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特性,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组合有助于推动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     

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Arc GIS 10.2软件,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如最近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热点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深入探究贵州省570个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在各市（州）之间呈现出集聚型分布状态,空间分布不均衡。（2）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在不同区域核密度值差异显著,热点区域只分布在遵义市,冷点区分布在贵阳市和铜仁市,次热点区和次冷点区较热点区和冷点区面积占比较大。（3）地理探测器解释了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影响最强,接待能力影响最弱。交互探测器表明贵州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影响因素起到了协同增强的作用。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易地搬迁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湖北省十堰市龙韵村115户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对搬迁农户生计的改善情况,并通过移民农户对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评价扶贫效果。结果表明:(1)易地扶贫搬迁促进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增加,改变了农户生计策略,优化了贫困户整体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效果显著;(2)农户对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均值为3.71,提升了贫困户的获得感及幸福感;(3)易地搬迁可持续减贫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需要防范返贫风险。     

农户视角下土地整治与减贫满意度*——基于5省区86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土地整治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减贫方式,从农户满意度视角研究我国土地整治政策的减贫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我国土地整治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选取2018年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和青海5个省区共计869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决策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农户土地整治减贫满意度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775%的受访农户对土地整治减贫效果持满意态度,在农户属性方面,家中是否有干部成员在全样本和非贫困户中对减贫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政策宣传方面,农户政策认知对全样本、非贫困户、贫困户的减贫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田块平整及土地产量变化方面,田块大小及平整情况的变化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收入变化方面,收入增量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相关性较高。［结论］建议要合理调整和配置土地整治项目,平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资源配置,扩大土地整治的受益群体范围; 同时强化土地整治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获得感和满意感,发挥土地整治促进扶贫开发的减贫效益。     

精准扶贫下的智慧山村模式——以四川秦巴山区为例

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山区扶贫是世界性难题。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大国,全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70%,山区人口约占全国的50%,GDP却只占全国的30%。没有山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精准扶贫为山区小康吹响了奋进的号角。在精准扶贫模式下,扶贫需要针对最重要的贫困根源进行对症下药的帮扶。结合科技发展和互联网科技,提出智慧山村的新模式。智慧山村模式可以克服山区普遍存在的交通和信息障碍。结合四川秦巴山区的实际,提出了智慧山村在四川秦巴山区的实行思路。     

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人口持续脱贫问题研究*——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的分析

[目的]深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贫困人口的生计状况及其致贫原因,为精准扶贫及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乌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所提供的官方数据,文章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乌恰县贫困类型、贫困程度及其致贫原因。[结果](1)乌恰县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体现在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2) 2017年乌恰县贫困人口1. 9239万人,其中已脱贫98. 36%人,未脱贫1. 64%人。(3)实现不享受政策脱贫的人口占比仅有11. 9%,高达88. 1%的脱贫人口依旧享受政策。[结论]由于乌恰县贫困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对政府的依赖性以及贫困线变动的可能性,即便在2020年之前实现了全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工作目标,也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终结。同时,制约乌恰县精准扶贫成果持续性的主要阻碍在于自然环境恶劣、县域产业结构失衡、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水平低、脱贫能力和劳动技能偏低以及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类型多样。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助于长期稳固脱贫工作成果的对策建议。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     

云南怒江州易地搬迁人口的致贫因素与后续脱贫路径研究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所辖3县1市易地搬迁贫困人口的入户调查,归纳主要致贫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脱贫措施和实施路径,推动易地搬迁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方法 文章运用地理调查方法,从怒江州67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中随机选择了32个,在所选安置点中随机抽选621户搬迁户进行入户调查访谈,获取搬迁户基本家庭信息和主要致贫因素。结果 截止2019年末,68%的易地搬迁贫困户仍未脱贫,其主要致贫因素包括文化素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区域性因素以及发展动力、疾病、教育等家庭个性因素;易地搬迁贫困户的贫困类型有内源型贫困、外源型贫困和复合型贫困,区域性措施、普惠性措施、到户措施等后续脱贫的必要措施。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不是脱贫的充分条件,搬迁人口中依然有大量贫困对象,其后续脱贫需要厘清致贫因素、制定脱贫措施并构建易于措施落实的制度环境。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