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信用评级市场发展及监管问题研究

自2017年起,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开始加速对外开放,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间机构竞争格局必将产生新变化,信用评级水平必将得到有效提升。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信用评级监管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重点关注监管法治建设层级不足、金融安全风险、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加快各地《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强信用评级机构整合管理;强化声誉约束机制建设,发挥市场选择作用;构建多样化付费模式,缓解利益冲突问题;推动信用评级监管跨境合作,强化评级流程合规管理。     

我国信用评级发展简思

相对于美国评级市场的发展,中国信用评级起步较缓,发展较为滞后,信用评级机构缺乏行业自律、债券定价无法实现信用价差等弊端明显。如何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提高评级机构素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金融建设的重要方面。     

美国信用评级市场与监管变迁及其借鉴

美国信用评级业发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市场高度垄断、严重的"顺周期"现象、利益冲突、金融市场及监管当局对评级的严重依赖是当今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存在的四大问题。目前美国信用评级业形成了以行业自律为基础、NRSRO注册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直接监管相结合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美国信用评级市场发展及监管变迁对我国的启示是:应逐步打破国际评级市场完全由美国评级机构垄断的现有格局,必须逐步构建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本土评级体系,并将本土评级体系的培育与国内债券市场建设、"走出去"战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结合起来,降低国内监管部门及市场主体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启示

信用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以及频繁下调主权评级等行为造成并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以及实务界要求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美国明确了SEC对信用评级的监管责任,要求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并认为评级机构应当适用于与审计师类似的法律责任和公共监管。欧盟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也由"遵守或解释"模式转向行政监督。我国需要优化配置政府监管与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权力界限,发挥各自监管优势,利用信用评级降低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防止金融网络传播或放大信用风险;避免法规对信用评级的援引,激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判断能力;加强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具体契约特征相关风险评级监管;探索利用"双评级"、投资者付费等模式以及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等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信用评级行业竞争和规制:美国的经验和启示

美国信用评级行业高度集中,标普、穆迪是评级市场的统治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的指定以及基于监管目的广泛使用NRSROs概念导致评级行业的准入壁垒。声誉资本、网络效应以及评级透明也是影响信用评级行业竞争状况的因素。为了增进评级行业竞争,美国已经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并正在酝酿新一轮的竞争规制措施和改革方案。美国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功”与“过”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成为舆论指责的焦点。毫无疑问,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失察的责任,然而,信息获得的相对有限性,基于历史、模拟的情景假设也令评级方式存在着客观局限。如何恢复信用评级机构受损的社会公信力,文章从变革评级机构内部治理机制和加强政府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两个方面提出建议,指出我国信用评级业应坚持“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     

海峡两岸信用评级业发展比较与合作

海峡两岸经济金融环境及信用评级业发展历史的差异,使得两岸在评级市场结构、市场准入条件、评级监管模式、评级法律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在两岸经济交往与融合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两岸信用评级业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两岸应拓宽信用评级业务合作领域,加大评级机构合作力度,加强信用评级行业监管协调,增进信用评级同业交流,共同推进两岸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     

我国信贷市场评级市场化管理:国际经验和国内探索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具有民族品牌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人民银行积极从信贷市场寻求信用评级业发展的途径,但受我国信贷市场市场化程度低,银行信贷授信方式和风险评估机制固化,对推动第三方评级意愿不强等因素影响,市场主体参与评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信贷市场对外部信用评级的需求动力不足.如何改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借鉴欧盟等国际组织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的经验,分别从监管立法、完善准入机制等几个方面,探索构建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行业管理框架的路径.     

对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发展的思考

当前,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发展势头良好,信用服务需求日益旺盛,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信用评级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信用环境有待改善、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化和公信力不足、金融机构应用评级结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需要从完善法规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扶持评级机构发展、丰富评级监管手段、加强违约率系统考核、引导中小金融机构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培育和规范。     

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变迁——“次贷危机”下的反思

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美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以“声誉资本”为基础,主要受市场自律机制约束。此后,美国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结果的过分倚重使评级机构获得了强大的市场话语权,并造成了其“权重责轻”的怪象。“次贷危机”的爆发令信用评级机构面临前所末有的考验,同时也暴露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之弊端。     

美国资信评级行业监管及启示

美国信用评级业发展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资信评级机构也一直引用声誉理论说明其在评级过程中会保持足够的执业谨慎,但安然破产、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事件使监管者认识到,仅靠“声誉”无法保证评级机构勤勉尽责,必须加强监管。该文对美国资信评级监管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分析了资信评级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了多德法案对资信评级行业的监管重点,介绍了多德法案之后资信评级行业监管的后续进展,并对完善我国资信评级监管提出相关建议。     

“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本文选择2011-2015年被中债资信覆盖的发债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投资人付费”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质量高低。研究发现:(1)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显著更低。(2)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当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越低时,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越差、预期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这表明“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3)“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内部私有信息,但由于同时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仍然不如“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这说明独立性对于评级机构尤其重要。     

债券评级机构变更——基于评级选购与评级迎合视角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了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影响,以此来解释评级市场上发行人频繁变更评级机构的现象。本文发现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后,其信用等级得到显著提升。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行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更显著:一是当发行人所处行业或评级机构所在的评级市场竞争激烈时;二是当发行人主体评级位于AA信用等级的临界点时。进一步研究发现,考虑到评级机构变更与信用等级之间的交互影响,变更评级机构的发行人整体上可实现发债成本的降低。但该类发行人未来的违约风险增加、经营业绩下降。最后,本文发现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以及非国有发行人更倾向于变更评级机构来提高信用等级。本文通过分析发行人更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为监管部门构建以评级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借鉴参考。     

Credit rating dynamics and competition

I analyze the market for credit ratings with competition between more than two rating agencies. How can honest rating behavior be achieved, and under which conditions can a new honest rating agency successfully invade a market with inflating incumbents? My model predicts cyclic dynamics if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have a high impact on agencies’ reputation. In contrast, if trusting investors have the main impact, then the dynamics exhibits a saddle point rather than cycles. In this case, regulatory support for honest rating agencies is only needed for a limited time, but the effect 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Differences of opinion in sovereign credit signals during the European crisis

Motivated by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the new European Union regulatory regime for the credit rating industry, we analys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in sovereign credit signal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uropean stock markets. Rating disagreements have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subsequent negative credit actions by each agency. However, links among Moody’s/Fitch actions and their rating disagreements with other agencies have weakened in the post-regulation period. We also find that only S&P’s negative credit signals affect the own-country stock market and spill over to other European markets, but this is concentrated in the pre-regulation period. Stronger stock market reactions occur when S&P has already assigned a lower rating than Moody’s/Fitch prior to taking a further negative action.     

国外信用评级制度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是从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历程来探讨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使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能够更加健康发展,更好地为资本市场服务。     

债券市场的评级信息能改善股票市场信息环境吗?——来自分析师预测的证据

本文研究发现,信用评级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公共信息,同时没有减少分析师预测的私有信息,即信用评级信息能够改善股票市场信息环境。具体地,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信用评级能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与乐观偏差,且这种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低能力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外资参股的评级机构中更加显著,这说明信用评级向分析师提供了新的信息。进一步地,信用评级只增加了分析师预测的公共信息,对私有信息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也不影响分析师的调研行为,上述结论表明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并不影响分析师拥有私有信息的优势,且信用评级机构与分析师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因此,金融监管应该加强对评级机构尽职调研的要求,充分发挥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中介功能。     

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低估了吗

本文以1996—2011年间45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和惠誉的主权信用评级数据,运用一般面板线性回归和有序概率模型研究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否被低估的问题。结果发现,国际评级机构并没有刻意低估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其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测算方法并不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但是,由于评级体系的倾向性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透明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客观上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