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理性人"假设,分析了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共存时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以2010—2013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各自对公司现金股利有不同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两者的共同作用会对公司现金股利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股利政策。     

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股改后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源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强的外源融资约束加剧了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而外源融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政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理性人"假设,分析了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共存时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以2010—2013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各自对公司现金股利有不同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两者的共同作用会对公司现金股利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股利政策。     

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高管学术经历对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学术型高管的企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同时学术型高管通过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社会责任来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发放倾向;内部环境较差的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外部监管环境的差异对两者关系影响不显著。     

监管政策、高管激励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监管政策的调整影响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而公司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决策行为。本文实证检验我国系列半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否对政策调整做出反应,及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性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协同效应,在实质监管后确实有明显的增加,不过无论国有或非国有公司,这一效应并不是非常明显。研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深两市的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现金持有决策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的自信程度与现金持有显著正相关,证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     

股利政策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基于Richardson(2006)的过度投资测度,本文考察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是否影响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我们发现:首先,对总样本而言,我国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其次,现金股利的派发的确能有效制约过度投资行为;第三,经常派现公司较非经常派现公司在现金股利抑制过度投资的效果上有显著增强;最后,由于管理层存在对未来现金流的一定预期,现金股利在低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中能发挥更好的抑制效果。     

公司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股利政策

文章基于公司行为财务学视角,以2008—2010年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过度自信、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股利政策正相关,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对现金股利支付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公司盈余质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我们先将2016年度上交所的A股上市公司中支付股利与未支付股利的上市公司分成2大类。然后将这两大类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对比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资产净利润率和营业利润贡献率回归结果显著。表示企业的盈利水平和持续性对于企业发放股利非常重要。一个盈利能力强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比较适合于支付股利。     

自由现金流、现金股利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的自由现金流有可能被投入到损害公司价值的非盈利项目上，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可以迫使经理人“吐出”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但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造成股利政策扭曲，并被“异化”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