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兼论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地区2011—2018年3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察了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即在城镇化水平越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据此本文提出西北地区应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从而更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动普惠金融惠及农民的重大举措，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除去西藏、港澳台地区）为样本，选取2011年到2019年作为取样年限，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中的综合指数，建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加大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程度，并进一步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增大以相似的程度加大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但是其数字化程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并构建回归模型探讨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自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后,普惠金融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在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作用效果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减弱趋势。因此,为了使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更好地协同发展,应采取强化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域内金融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理论逻辑,运用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变更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在各个区域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路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兼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通过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缩小后扩大的“U”形趋势，且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效应越明显。把全国样本分成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三部分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也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此，应在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方式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区域协调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区域协调旨在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下,可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机会,促进金融包容性等缩小城乡差距。有鉴于此,本文以地区政府竞争为视角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效应。基于双向固定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异质性分析对2013-2021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地区政府竞争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地区政府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第三,作用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三点建议:(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全国各地;(2)建立区域合作机制;(3)优化政府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实证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具有“正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发展时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不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金融认知水平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据所得结论,本文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以数字化技术完善农村征信体系,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对策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党的二十大共同富裕目标任务路径探索北大核心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思想指导下,结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将2011—2019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数据相匹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小微企业创业视角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不同,覆盖范围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和小微企业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检验

近年来，我国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断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缓和，但在不同区域仍有不平衡性。本文基于库兹涅茨理论，利用2011-2022年江苏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各地域而言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应当实现对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化的动态管理，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打破金融排斥的局面。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

文章立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从“富裕程度提高”和“发展成果共享”两方面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以民营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着力点，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为“富裕程度提高”贡献非公有经济的力量；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惠及广大农村居民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机制检验表明，民营经济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能够在助力“富裕程度提高”的同时带动“发展成果共享”。市场化水平和金融素养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前应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制度环境，并充分重视民营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提高农村金融中介效率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作用,但是东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其政策含义是: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快城乡教育均等化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青年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动态调查(CFPS)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青年非农就业抉择的影响机制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村青年非农就业,农村青年互联网的使用和社会信任强化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青年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即在东部省份较为显著,中西部省份则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男性农村青年的促进效应大于女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事关我国经济、民生的意义重大,刻不容缓需改善解决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也逐渐被证实产生着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其产生的收敛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数字普惠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往下降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效用也不尽相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产生的效用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层面的指数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要完善相关技术,也需要政府加大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