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过形式探析

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正当性及必要性自无需多言,然而涉及到犯罪认定问题更需谨慎。脱胎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究竟在罪过形式上是故意还是过失,抑或两者兼具?本文试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罪过形式几种学说入手,探析其罪过形式,以期更好地阐释其主观方面要件。     

浅议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1.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律依据。商业秘密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已日益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保护商业秘密的方法多样,有企业内部管理手段;有国家行政管理手段;也有国家司法保护手段。本文主要探讨权利人如何通过民事法律手段,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免受不法侵犯。我国保护商业秘密的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刑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诺干规定》、劳动部《关于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等,部分地区还制订了地方性法规,如湖北省《关于反不正当     

商业银行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重要的商业信息、经营策略、科技成果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这些统称为“商业秘密”的无形资产也备受关注。作为金融企业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第219条均采用了这一定义。商业秘密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以及技术研发的不同…     

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民法典》正式将商业秘密列入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并冠以专有的权利之名,体现了商业秘密权利化的趋势。商业秘密走向财产权保护模式不仅是基于《民法典》的规定,更在于财产权保护模式的优势。作为一种结构化的认知图式,财产权保护模式能够更好地平衡商业秘密保护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更契合商业秘密保护的现实需求。在明确了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相关规定与专有权的属性存在龃龉,不可不察。对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要求具有不正当性和恶意第三人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定实际上并不符合专有权的逻辑,在实践中已被忽略和替代。对此,应当沿着专有权的观念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相关规则进行建构。具体表现为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同意,获取、披露、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用共同侵权的规则取代恶意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则,同时建构善意获取人的相关制度。除此之外,应当明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观要件为过错,并且构建相应的限制条款。这既符合商业秘密作为一种专有权的权利属性,也有利于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     

对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认定

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为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一个新罪名,近年来理论界时其研究颇多,争议也较大.特别是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方面中的重大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同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本罪的正确认定.本文从重大损失的含义入手阐释了几种对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以期能够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侵犯商业秘密罪行为方式探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行为方式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双重侵权行为、非法处分合法知悉的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和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文章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论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的价值取向

网络不正当竞争具体事例条款的局限性,导致较高比例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被下沉到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中处理。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的价值取向模糊,集中体现为保护目的、法律构成和体系定位不清晰。应当考量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竞争秩序利益在网络环境中呈现出的变量因素及相互之间的均衡关系,综合评判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中“妨碍、破坏”的涵义,谨慎通过行为类型化的方式将特定行为纳入“黑名单”。应当严格限定“利用技术手段”的涵义,以此界分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     

数据信用的法益属性及刑法保护模式北大核心

以刷单炒信为代表的新型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他人的数据信用,需要刑法介入规制。我国《民法典》将数据信用纳入名誉权范畴,相应地,可将数据信用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归结为名誉法益。现行《刑法》之下,侵犯企业数据信用行为不能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侵犯个人数据信用行为则无对应的规制罪名。鉴于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不宜单独设立妨害业务罪等罪名,而应着眼于法益的共通性,通过修订《刑法》第221条、第246条的构成要件实现规制目标。     

保护商业秘密避免诉讼困境

<正>商业秘密作为企业生存的秘密武器,在企业的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也有较大上升,有些企业因商业秘密的丧失而导致企业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甚至退出市场。如何保护商业秘密,已经成为一些企业的当务之急。本文试从诉讼角度谈一下商业秘密保护的一些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商业秘密的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试论“恶意不兼容”条款的司法适用及规制路径

随着互联网市场因产品或者服务兼容问题产生的竞争纠纷日益增多,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中新增了“恶意不兼容”条款,该条款从主、客观两方面对该问题的适用做出了直接的规定,但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思维逻辑下就此类频发的“竞争”行为进行属性认定以及合理确定判定规则的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这也直接关系到对此类问题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本文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野及框架下,以“寒蝉效应”借喻,从“探讨框架”“判定路径”“规则确定”“适用延伸”等方面展开分析,就“不兼容”客观技术效果的对象范围、“不兼容”主观意图适用“恶意推定”的排除、“不兼容”实际技术效果的市场影响、“不兼容”与社会福祉总量变化的关系、“不兼容”合理事由的抗辩等五个方面对“恶意不兼容”条款的适用规则进行界定,以期有助于互联网领域不兼容行为规制路径的完善与发展。     

时间的“形而下”之维： 论现代法律中的时间要素

时间成为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体现了法律与时间关系变化的趋势。比较来看,传统法律呈现出传统社会时间观的鲜明特征,其表达具有明显的自然性,立法水平也较低;现代法律中的时间则是一个更具客观性的概念,且包含着一整套关于时间的规则。根源上,时间嵌入法律肇始于现代化： 一方面,现代化指向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与制度,形成了“技术—观念—制度”这一具有传导性的动力机制,为时间嵌入法律提供了主客观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化对法律提出了全新要求,时间作为法律规范要素因之体现在三个维度,即作为权利要件的法律时间、作为行为准则的法律时间和作为惩罚手段的法律时间。     

私法与公法的协动形式

私法与公法的不断交融使得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论不断受到冲击。并非完全二元对立的私法与公法在法律规范层面存在不同种类的协动形式,私法公法协动论可以有效解释公法私法的新关系。私法与公法的协动既存在于利益层面,也存在于主体层面。利益层面的私法公法协动论主要包括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的重叠型适用、冲突调节型适用和协同型适用三类。重叠型适用主要出于保护特定利益的需要;冲突调节型适用则需要基于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调节有冲突的利益关系;协同型适用本质是对利益的双重连续性衡量过程,可以分为差异化协同、竞合协同和组合协同等不同情况。而主体层面的私法公法协动论主要包括公私协动和私行政法等内容。     

大陆与台湾保险合同法比较与评析——以大陆《保险法》2009年修订为重点

台湾和大陆都于近期先后完成了新一轮的保险法修改,虽然修改后的两岸保险法在保险合同法方面的规范更显趋同化,但不少制度和规则仍保留了各自程度不同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保险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告知义务与合同解除权、年龄误报的法律后果、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重复保险的处理方法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试图揭示两岸立法在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平衡方面的不同坐标定位及将来可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空间。     

论反垄断法视野下国际并购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的形式日趋多样化,国际并购即是这股资本流动浪潮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我国应在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借鉴欧盟、美国关于国际反垄断规制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关于国际并购行为规制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加强《反垄断法》在规制国际并购行为中的可操作性,实现国际并购行为的积极效应,促使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透视税法遵从意识培养的法理内涵

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税收征收管理的不断改进,凸现于税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就是对全体公民税法遵从意识的培养.没有普遍的税法遵从意识为环境,再完善的税制,再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都无法保证国家税收的依法征收.本文试图从一般法理和税法法理的不同层次、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与联系的角度着手进行分析,探索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形式对纳税人义务规则要求重于权利保障的合理性,从而为公民自觉遵从税法提供法理上的依据.     

论公司社会责任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建构

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模式设计首先应从哲学理论基础上明晰其行为法基本定位,肯定其法律化意义以及弹性化设计机理。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性条款当然应具有行为法的属性,而非仅具有宣示性的作用。从社会整体性、多元性、动态性视角来看,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设计应采综合立法模式,一方面应当规定一般性条款,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多层结构以满足社会复杂多元需求等。相应地,《民法典》第86条（《公司法》第5条）作为一般条款,发挥裁判法功能的方式既有借助现有条文进行说理论证,同时也当为行政规章、规范性政策文件乃至行业规则等提供效力支撑。尤为重要的是,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内容完善应不断凸显组织法特点,加强公司内部治理,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     

《税收征管法》修订的重要法律问题

《税收征管法》在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效进行,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对税收执法提出新的挑战,也需要对《税收征管法》的有关内容做出相应的修改。     

“法人格否认裁判”之效力射程——“法人格否认裁判”是否具有跨域效力？

实质合并破产或重整中已生效之法人格否认裁判,能否直接用于公司法、证券法纠纷中关于法人格独立性之判断？实践中常有争议。公司法关于法人格独立性之要求,侧重于“惩罚主义”思维,旨在让滥用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责任之股东直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采测试标准主要是“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和“资本不足”;证券法侧重从“预防主义”角度,确保发行人在公开融资时,不做虚假信息披露,以便投资者能做出正确判断;在破产法上,主要是基于如何有利于增加破产财产池中的财产数额及企业之重整价值来考量法人格否认的,裁判标准更为概括和模糊,法院大多在“破产”或“重整”有需要时,从“人格高度混同”“财产区分成本过高”“有助于提升破产及重整效率、提高清偿之公平性”等角度,做出实质合并破产或重整裁定。因此,不同法域对法人格独立虽均有要求,但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法人格否认之主体、证据标准、责任构造要件等均存在差异。故法人格否认之裁判并不当然具有“普适效力”,应明确限定破产法中法人格否认裁判的效力射程,以维护不同法域中“公司人格独立性”所意图实现的多维功能,此系“部门法尊重”之当然之理,也是“尊重部门法”在救济/司法程序中的体现。     

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的法律探讨

纳税服务是实现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在纳税服务中又起着核心作用.现实中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存在一定的障碍,应依法确立纳税人权利保障的体系,从根本上提高纳税服务.     

信托法基本原则新论

特别法基本原则不同于一般法基本原则,也不同于特别法具体原则,它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特有性、内容的根本性和效力的贯穿始终性.从特别法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来看,信托法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