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规制的困境与纾解北大核心

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和功能的关键手段。目前,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性法律供给不足,暴露出“一般失信行为”程序性规定缺失、失信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定混乱及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对行政性失信惩戒行为进行程序规制具有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失信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价值内涵。在制度完善上,需要将“一般失信行为”纳入程序规制的范畴,赋予失信相对人知情权、行政抗辩权和获得听证权等程序性权利,拓宽失信相对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赋予失信相对人申请监督权等。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的完善

在行政审判中,行政判决具有独特地位。作为行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行政判决既影响对相对人的救济,也影响对公法秩序的维护。在我国,由于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漏,使得实践中的一些行政争议很难依据现行法律作出适当的判决。由于行政诉讼判决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公法秩序,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因此,必须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类型加以完善。     

论我国行政指导的救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成为了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行政指导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制的不健全,行政管理的不科学,造成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发生异化为行政命令等强制性行政行为,发生了很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情形,然而由于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缺乏,使得这种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无法得到救济,违反了现代法治的"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本文在通过对行政指导救济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我国行政指导救济的现状,最后给出行政指导救济的对策。     

对人民银行行政复议若干问题的思考——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和行政诉讼等救济手段相比,具有成本低廉、高效便民的特点。通过行政复议解决行政纠纷,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行政权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十年来,人民银行系统严格依法开展行政复议工作,促进了法治央行建设深入开展。本文拟从探讨行政复议对法治央行建设的意义入手,分析央行行政复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浅析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的困境与对策

行政救济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行政相对人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更弱.这种困境既是农村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状况造成的,也与我国行政救济制度本身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两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措施,消解农村行政相对人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的困境,保障农村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信用惩戒制度对行政法治秩序的结构性影响

传统管制手段不断式微、民间自发生长的信用维系体系尚未形成、网络诈骗及“执行难”等管理难题的存在,以及公民信息收集的便捷化等,促成了信用惩戒制度的产生。与以市场逻辑和社会自治为基础的征信制度不同,信用惩戒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管理制度,而非市场机制,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信用惩戒制度已经对我国行政法治秩序,尤其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的控制方式、相对人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等均产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影响,分别产生了混同、替代和屏蔽的效果。这些变化也使依法行政原则的坚守以及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之范围初探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一般指行政主体在作出或拟作出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行为时,在合理期间或法定期间以适当方式向相对人说明其作出或拟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及其他理由的制度。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尚未建立,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没有一部明确规定该制度诸要素构成的法律。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对象、内容、形式及范围。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说明理由对象的权益范围,于法治的层面上,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范围还形成对行政行为的救济范围的制约。     

论行政间接相对人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法律关系只存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直接相对人两方主体。而现实中存在行政间接相对人,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本文通过阐述间接相对人的概念,分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为确立行政间接相对人的原告资格制度寻求依据。     

论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构建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方式,日益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但行政指导权的滥用会严重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在当前实际中,由于无明确具体的制定法规定和判例约束,行政指导造成的某些利益损害很难得到有效救济。本文在明确行政指导责任与救济制度的必要性的基础上,从行政指导的救济范围、救济途径以及救济方式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提出从权力机关救济、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三方面构建行政指导救济机制,改变对行政指导的救济机制缺乏约束力度的状况的初步设想。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思考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使用调解有相当的合理性。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引入,将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中国烟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

我国规范、监管烟草行业和烟草市场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赋予了国家烟草行政执法部门对国家烟草市场秩序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能。同时,为了烟草执法部门能有效履行职责,法律、行政法规又赋予烟草行政执法部门一定范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目前我国烟草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在立法、执法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何促进烟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防止其被滥用,就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中烟草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行政性信用监管的法治应对

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行政性信用监管是加强和规范监管的一项创新型制度。它主要采取行政性信用裁决对市场主体守信或失信行为实行激励或惩戒,通过综合性信用风险评估对其市场活动实行分级分类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分级分类监管更有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行政性信用监管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都有可能冲击既有的法律护栏,由此招引合法性风险。因此,需要建构符合其监管目标的法治规则,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实现与政府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把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监管,从而让其找到正当的应用场景和自我完善的合适土壤。     

从反垄断法的公法性质论其立法修改及完善

反垄断法被誉为经济宪法,根本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采用行政执法的方式,严重违法垄断行为者将承担强制性的法律责任,因此,反垄断法是一部公法性质很强的法律。而我国反垄断法就公法性而言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严重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立法不足,行政执法程序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听证程序的缺失,以及公益诉讼的立法空白。为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在刑事立法、听证程序和公益诉讼方面不断完善反垄断法。     

税务处理与税务处罚关系的法律性质——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与展开

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决定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实践与理论的诸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不同裁判观点长期并立不利于税务执法标准的统一和税务管理秩序的维护,凸显了厘清争议的必要性.税收征罚关系应当符合税收征管构成要件、遵循行政诉讼审理原则以及契合差异化证明标准,从而确立了征罚关系绝对独立观点的合法性.征罚关系绝对独立观点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决定是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相互拘束力,且二者所认定的违法事实和追缴金额无需保持一致.基于此,税务机关、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应当随之调整执法标准与审理标准,确保该观点贯穿于税务争议解决的全链条.     

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证考察与理论阐释——基于88份税务行政裁判文书的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这一制度是约束税收行政裁量权、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有力举措。本文以88份税收执法说理争议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从案由、争议类型、争议内容及裁判结果等方面对我国税收执法说理制度运行状况展开考察。实践表明,目前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实施效果欠佳,存在没有说理、说理不充分、说理不当等现象,亟待治理。从规范层面来看,现行税收执法说理制度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清、说理规则不明、说理责任缺失等不足,应当从法律上明确税收执法主体的说理义务,从说理对象、说理形式、说理内容、说理标准等方面系统构建说理规则,建立说理责任机制,确保税收执法说理制度的良性实施。     

论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法律控制——以吉林丰达有限公司案为例

我国现有税收法律规范对税务稽查期限延长次数与长度的规定存有法律漏洞。为避免因税务机关多次延长稽查期限导致纳税义务人承担多缴纳税款滞纳金等不利性后果而由此产生的诸多争议,在立法面上,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次数和长度应予法律保留;在执法面上,税务机关延长稽查期限应接受由程序参与性、程序中立性、程序理性和程序及时性构成的正当行政程序之约束;在救济面上,应建立税务稽查期限不当延长的抵抗权制度、抗告诉讼制度以及税款滞纳金停止计算制度。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近年来,我国宏观流动性投放逐步由以前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向主动投放转变,银行业资产配置结构更趋多元化,金融创新更加活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体系流动性传导的渠道和机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中消长、转移的内在逻辑,探讨新形势下流动性管理的合理方式和路径。本文运用动力系统模型来分析和论证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对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影响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银行资产配置趋势的同质化容易导致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恶化;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政策的协同配合,以提升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性。     

Health and welfare benefit litigation under ERISA

Denial of health benefits may result in devastating financial problems for the consumer. Given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system, more and more employees turn to attorneys for help. Litigation and the resultant costs, in turn, further exacerbate the cost of providing benefits to employees and the burden to the employer. The law governing employer-paid health care and benefit plans is a blend of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contract law, trust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federal litigation resulting from a third party payer's denial of coverage.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