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银行债转股:不能回避的制约因素

实行市场化银行债转股是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提升企业发展能力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实行市场化银行债转股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推进市场化银行债转股还需政策准备、多方推进、多管齐下。     

新一轮债转股的优与忧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转股的指导意见》(下称“2016年《意见》”),拉开了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序幕。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的债转股,本轮债转股在机制设计上更多体现了市场化特征,出现了多种股债结合、以股为主的综合设计方案。发展和改革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     

2015年2月12日～2月27日要闻回顾

2月12日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政策框架。该办法规定了杠杆率监管的基本原则、杠杆率的计算方法、披露要求和监督管理等内容。2月13日人民银行发布《2015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5年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4.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4个和2.4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市场化债转股的问题分析与制度构建 ——以债权人和股东权益保护为视角

市场化债转股是国家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降低社会杠杆率、推动国企改革及促进直接融资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债转股的实质并非只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杠杆率,而是通过债转股实施机构的参与,提高负债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治理。然而,在新一轮的债转股实践当中,存在债权人与股东的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债权债务约束关系软化导致债权受到损害,产权约束关系软化导致债转股实施机构无法享有真实充分的股东权益,不当政府干预导致非市场化交易行为。为充分发挥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目标,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确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债转股的主要实施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化债转股的制度优势;第二,构建债转股中政府行为的法律激励机制,从正激励与负激励两个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减少不当政府干预对债转股的负面影响。     

决策层明确“债转股”,银行牵头产业重组

商业银行通过债转股成为股东后,有望更加深入地介入企业生产经营,甚至通过投贷联动、并购贷款等方式,推动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战略性重组兼并。这不失为在当前行政手段主导的模式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利用市场方式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渠道。"通过‘债转股’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     

市场化债转股的特点、难点和操作选择

市场化债转股是2017年中国推出的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一个重要举措。与1999年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的债转股相比,此轮债转股在操作目的、内在机理、市场条件、对象企业、对象资产和操作灵活程度等方面都有着新的特点。市场化债转股存在一系列难点,主要表现在运作机制、关联交易和操作风险等方面。目前展开的市场化债转股,并未真正落实市场化,它至多只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引入了某些市场化的做法。要真正落实以“市场化取向”为基本点的债转股,必须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贯彻对内开放的政策取向,面向国内各类经营运作机构开放债转股操作;强化债转股过程中的竞争机制,提高贷款资产交易中的透明化和公允程度;利用各种金融渠道,支持债转股之后的股权交易,增强债转股在降低对象企业杠杆率中的作用。     

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增加。企业的高杠杆率,为金融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企业去杠杆化刻不容缓。通过依托河南省73家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资金的现状及影响"去杠杆"的主要因素,并寻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研究

2008年,随着美国雷曼兄弟的轰然倒下,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银行业损失尤为惨重,而杠杆率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是对杠杆率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探讨了美国、加拿大的杠杆率监管实践,从而得出杠杆率监管对我国的商业银行同样重要,我国的杠杆率监管应加强对表外业务的监管。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行为,构建商业银行追求利润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出商业银行将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金融监管的角度出发,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项目进一步分类为杠杆类、通道类,利用25家商业银行2009到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针对商业银行的杠杆类、通道类资产负债的监管,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价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方面,银行的杠杆率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有显著正向效果,但是资金通道长度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影响并不显著;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价格方面,杠杆率对银行资金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通道长度则会显著增加资金成本;商业银行的国有、股份制、城商行性质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影响也不显著,但是同等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会显著降低资金价格水平。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杠杆率监管及其在我国的具体实施

杠杆率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新引入的用于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重要指标。本文分析了杠杆率的涵义,引入杠杆率监管的必要性,杠杆率监管存在的缺陷以及我国杠杆率监管的实施情况。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杠杆率约束对银行融资成本与信贷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120家商业银行2003-2015年度面板数据,分析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杠杆率对银行融资成本与信贷扩张的作用。研究发现,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取决于银行调整的时间,长期内可防止银行规模扩张,而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提高银行杠杆率则显著降低下一期的融资成本,加速信贷扩张;施加杠杆率约束放大银行融资成本的顺周期性,弱化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效果;国有控股银行的融资成本与资产负债扩张速度都明显低于非国有银行。     

关于市场化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为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高层对于市场化债转股的决策已经做出,但顶层设计还需要深入研究,在经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之后市场化债转股才能全面推开。市场化债转股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国家调节为补充,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分析1999年政策性债转股和2016年市场化债转股的共同特点和区别点,分析1999年政策性债转股存在的法律问题,并从法律层面对市场化债转股制度设计提出了对策建议。     

市场化债转股：基本逻辑、实施挑战与应对策略北大核心

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在我国尚处于初探阶段,面临诸多新挑战,缺少经验可循,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比较此轮债转股与20世纪90年代末债转股,本文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由盛转衰、企业负债高企、金融脆弱性增加,是推动债转股的共同基本逻辑。但本次债转股的根本目的、实施原则、转股对象、实施主体、资金来源及转股定价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银行开展债转股时面临项目筛选难、机构设立难、资金募集难、投后管理难、稳定收益难、股权退出难等新挑战。为推进银行更好地服务债转股,建议完善制度与政策保障,扫清银行推进债转股中的障碍;同时,各主体应加强协调配合,政府应发挥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银行要主动承担实施主体的责任,做好募、投、管、退各环节的工作。     

融资溢价、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和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不同的企业融资溢价、杠杆率、高低风险企业比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并对比了基准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情况。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随着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的增加,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波动增大;二是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三是技术冲击短期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升高,而盯住企业杠杆率的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下降得比较明显,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一个"关注"变量。     

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原因分析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不良资产』蕴藏商机

截至目前,我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并顺利完成了涉及金额4000多亿元、近600户国有重点企业债转股方案的评审工作.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李晓鹏称,四大公司历时一年的大规模资产收购已经结束,不良资产处置工作正在全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