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问题分析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还有加大的趋势。金融资源地区分布的失衡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的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存在相当明显的地域差别。促进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合理分布,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作用,将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金融资源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下)

我国金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的原因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市场力量作用下会引导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差异,而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演变也会影响到金融资源地区分布的调整.     

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空间因素在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中的作用,本文运用前沿的空间分析技术考察了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质性特征,空间集聚和空间集群特征明显,但集聚力量较弱。通过单变量和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得出中心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以及邻近地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与中心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模式。在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滞后(SLM)和空间误差(SEM)的空间分析模型证实了金融资源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和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熵权法对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进行较系统的比较分析和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分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农村地区的人均金融资源拥有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东部农村地区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更完善,这势必恶化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失衡的局面。     

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文献综述

<正>金融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短缺资源,我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研究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将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金融资源的概念及特征(一)金融资源的概念所谓的金融资源是由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最基本的层次,该层是指广义的货币资本(资金);第二层次为实体性金融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是金融资源的中间层次;第三层次为整体     

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文献综述

<正>金融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短缺资源,我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研究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将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金融资源的概念及特征(一)金融资源的概念所谓的金融资源是由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最基本的层次,该层是指广义的货币资本(资金);第二层次为实体性金融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是金融资源的中间层次;第三层次为整体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采用区位熵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金融集聚程度,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后采用2003～2007年区位熵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银行业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明显大于证券业集聚与保险业集聚的弹性系数,而且其弹性系数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最后,论文通过建立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同样得出银行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最明显。     

我国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

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区域化特征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共存,区域金融结构的差异问题越来越突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差距还在拉大。研究并解决区域金融结构的差异、促进地区金融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以郴州为例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践证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探讨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郴州为研究个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失衡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 1980-2000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而在东、中部地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出现上述结果主要是由于体制转型、金融部门规模不经济以及“门槛效应“约束等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