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定位与金融产业市场化——以中国基金业的发展为例

笔者认为，新兴市场的政府负有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责任，而繁荣市场最有效的举措是政府主动推动市场化改革，并保持市场化进程的节奏。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近几年成功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案俐论证了笔者的观点。正是监管部门采取了简化审批等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使基金市场充分释放了潜能，实现了超常规增长。以2002～2005年基金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为基础，本文认为，放松管制，简化审批，提高效率，加强监管，是过去几年促进基金行业快速发展的最显著因素。基金业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及其所揭示的内在规律，对其他金融产业的改革有借鉴作用。     

利率市场化改革任重而道远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需要全方位、深入推进改革的关键领域是经济体制领域,其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全会公报为我们后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按照改革的统一规划,本世纪以来,我国在深化利率改革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至今这项复杂的改革仍在有序推进。自2013年7月下     

中国银行业利差水平的市场结构因素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银行业利差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影响银行业利差的因素很多,其中市场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通过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银行业利差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业市场结构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及其他因素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制约。     

金融深化一论与中国的金融深化实践

70年代初，美国学者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183;肖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理论，为发展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实行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在转轨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收到了不同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麦金农教授认为，对于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确定最优次序的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法律边际——以金融机构危机处理为切入点

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破坏市场自由竞争制度,扼杀经济增长。因此,理清政府与市场的法律边际十分重要。以金融机构危机处理为例,2008年经济危机中各国采取直接注资或接管问题银行的措施,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困境,但也引发道德危机和财政问题。我国在金融机构危机处理中,亦存在“重行政,轻市场”的情况。对此,本文拟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探讨金融机构危机处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问题,为金融机构危机处理提供市场化处置措施。     

民间借贷的综合界定、理论基础与发展变迁

民间借贷历史悠久且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能有效缓解弱势金融消费者的融资难问题。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下,民间借贷同样发挥其特有的不可或缺作用,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必要补充。研究首先综合中国学界观点、司法实践和金融监管体制等因素,将民间借贷界定为正规金融之外自然人之间、非正规金融机构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借贷行为;其次从金融抑制理论、二元金融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最后论述了从传统民间借贷到新型民间借贷的发展变迁并比较了两者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交易治理模式,然后提出中国应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若干市场化征信机构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征信市场格局,以促进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的竞合共生发展。     

浅谈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以结构性和能动性为视角分析

在现代社会,金融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强。近几年,尤其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始,促进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经济的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与运作机制还不适应市场需要,存在一定的缺陷,与解决"三农"问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还有差距(2007,周小川)。本文旨在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路径理论,以结构性与能动性因素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从而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化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效应？

本文利用SVAR模型脉冲偏导分离技术,从利率市场化和影子银行两个维度测算了金融市场化进程对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相对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些重要特征:第一,以信贷渠道为代表的数量化渠道效应要强于以利率和汇率渠道为代表的价格渠道,并且该结果没有因金融市场化的推进而改变。第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主要强化了利率渠道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他渠道尤其是信贷渠道的作用。第三,影子银行的发展,强化了资产价格渠道的效应,而相对弱化了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效应。研究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市场仍存在一定程度摩擦的条件下,央行采用价格与数量货币政策调控方式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研究还表明,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既需要加强对各种形式金融创新的监管,还需要实体经济体系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相配合。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与政府行为

中国的金融体制经历了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的历史变迁,而实质性的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是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变迁方式表现出了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变迁进程的路径选择以及政府行为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今后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取向和政府应该担任的角色。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技术创新、金融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金融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严重的泡沫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政府对金融市场泡沫的不同干预方式又会将金融市场锁定在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政府的角色十分关键,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良好执法来建立竞争性市场秩序,并降低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创新的阻挠;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所导致的对投资者权力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泡沫效应转化为推动金融市场创新的原动力。     

政府债券、宏观效应与政策调节--基于规模和流动性双重视角的DSGE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政府债券规模和流动性的双重视角,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二者对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变量的影响。研究显示:政府债券规模的增加促进了投资,刺激了产出和劳动供给,但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也带来"挤占投资"和物价上升、消费下降等负面效应,同时通过债券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性向金融部门蔓延并形成金融风险集聚;政府债券流动性增强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资,促进了物价稳定,但也存在"挤占消费"和引起经济波动等负面效应;而政府债券流动性的提升有利于缓释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益,但流动性过高也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本文从促进政府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同发展、总量和结构合理匹配、政府债券与实体经济有机契合、政府债券流动性管理与金融供给侧密切衔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对国外有关金融市场影响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要使金融市场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在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大力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and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Although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good for long-term growth, not all countries pursue policies that render ful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uilds on an extensive political economy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showing that the intensity of opposition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by incumbents depends on both their degree of credit dependenc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s in credit market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is claim is provided,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lower opposition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s to an effective increase in credit markets’ development only in those countries that have high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Moreover, improvements in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redit market development only in those countries where credit dependency is high (thus, opposition is low). This paper therefore contributes to this rich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 unified account of credit market development that includes two of its main determinants,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in isolation.     

中俄金融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和俄罗斯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大大改变了金融制度环境,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通过对两国金融体制改革路径的评析和中央银行改革、政府职能定位和金融市场存在问题等方面的比较,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增强转轨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有效保障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准确界定证券市场的功能,科学推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加强中小银行建设,满足转轨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必须加强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美国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发展的历史回顾

本文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及房地产金融体系进行系统性回顾,以一个更为长期的历史视角考察次贷危机中的房地产市场波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始终受到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是金融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大萧条后确立的房地产金融体系框架以及80年代以后的金融自由化;二是政府的作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一直贯穿美国战后.在这种模式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更容易与现代金融体系相结合,并反过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explores a channel for change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to influence income inequalit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relative to total bank credit, an increase in the raised capital from the stock market reduces income inequality, whereas a rise of turnover in the stock market augments income inequality. Financial structure affects income inequality b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ur evidence supports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relevancy view.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help to promote equity financing and decrease excessive speculation on the stock market.     

市场环境与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如何防范与治理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已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本文的研究表明,市场环境显著地影响了控股股东“掏空”的行为。换言之,地区间政府干预市场越少、金融市场越发达,该地区的上市公司越不会发生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因而如何减少政府干预,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政府在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应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会直接或间接地驱动了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制定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遏止“掏空”的行为。这说明,制度层面的约束和公共治理对公司层面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     

金融脆弱性研究及我国金融脆弱性的生成原因

金融脆弱性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明显提速,金融业所蕴藏的风险正逐步显化,成为巨大的风险源,可能危及整个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单纯以完全市场体系的金融标准来解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金融控制、政府信用与信用环境的缺失、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理性选择以及商业银行的高负债经营等角度才能更好地揭示我国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成因。     

在岸人民币市场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联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为内地的发展提供了举足轻重的金融服务。近年来,我国政府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完备金融市场的香港成为构建离岸人民币中心、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排头兵。香港已经建成了规模庞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这一市场的波动和走势对在岸人民币市场的干扰和影响不可轻视,关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文章分析了在岸人民币市场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两两之间并不总是存在引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