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体系的完善

阐述了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力军,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随着我国银行业的改制及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银行业的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尤为突出,因此构建完善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势在必行,尤其是要完善和加强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体系.     

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不足与完善

当今国际银行业监管的重点是关注金融安全,注重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安全与效率并重,而安全相对侧重。我国目前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存在着一些不足,没有真正突出风险监管的理念,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制度也尚未完善。应完善各方面的监管制度,进一步深化我国的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     

从"隐性"到"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变革之路

银行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是维护一国金融稳定的三大法宝。其中,银行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最后贷款是第二道防线,存款保险制度则是最后一道防线。我国目前实质上是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难以满足金融稳定的需要,有必要尽快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机制。     

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监管研究

对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思路是，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委员会，建立健全行业监管机制，从三个层次对金融控股集团进行监管。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特有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内部交易和风险集中）的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进入退出的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状、问题与制度设计

随着我国地方金融组织不断增加和新型金融业态迅速发展,地方性金融风险逐渐暴露,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防控压力不断加大,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的紧迫性日益加大。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发展现状、改革探索与潜在问题,发现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在理顺监管职责、健全监管协调机制、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监管问责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为进一步健全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我国应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防控地方金融风险和实施地方金融组织监管两大职责,并改革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和优化地方金融生态。     

新形势下基层国库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库业务电子网络化水平的提高,对基层国库监管提出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在分析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和国库业务电子网络化给基层国库监管带来风险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新形势下基层国库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库业务电子网络化水平的提高,对基层国库监管提出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在分析金融、财税体制改革和国库业务电子网络化给基层国库监管带来风险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影响深远，既有利有外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开放等机遇，也有监管难度大、人才流失严重、银行风险加大等挑战，相应的对策是适应潮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加紧对内开放，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等等。     

金融科技公司的风险分析与监管应对策略——以蚂蚁集团为例

金融科技公司的入局为我国金融参与主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展现出独特的实践特征,但与此同时也加大了风险暴露头寸。论文以从内到外的逻辑体系递进式分析了我国金融科技公司的演进发展、风险隐患和现行监管痛点,结合对蚂蚁集团的风险解构给出风险控制建议;最后从监管体制,监管科技和监管工具三个层面对我国金融科技的监管给出了评述与建议。以期在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公司健康发展的同时,探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对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监管问题的思考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加强金融高管薪酬监管已经成为同内外理论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在介绍周内外金融高管薪酬监管体制改革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企业薪酬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包括监管对象涵盖所有金融企业、监管范围扩大到中长期薪酬、从对薪酬结果的监管延伸到对薪酬机制的监管等.     

我国金融机构尾部风险影响因素的非线性研究——来自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新证据

“十三五”期间,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而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我国的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防范风险仍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相对重要性分析技术方法,考察机构规模以及相关基本面因素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尾部风险的贡献程度。接着,本文结合边际效应分析技术考察机构规模对风险的异质性效应,深入分析“太大而不能倒”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前沿的面板平滑转换估计模型,研究机构规模与尾部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基本面因素对该异质性效应的影响力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等金融机构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缓释我国金融系统的尾部风险,但该影响效应将随着特许权价值、资产质量、杠杆水平、成本水平、收入结构、贷款结构等基本面指标的变化而出现显著的非线性转变。在此基础上,对强化我国金融系统中的风险防控薄弱环节、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吸收能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     

我国反洗钱监管效率研究

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反洗钱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反洗钱工作在国家战略决策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目前情况来看,金融机构每年上报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与日俱增,反洗钱监管部门如何"大海捞针",同时如何引导金融机构进行客户风险等级管理,都给中国反洗钱监管效率的改进留下了巨大空间。本文在介绍分析当前反洗钱工作效率不高的表现及原因的基础上,拟从监管方式、制度设计等方面提出提高反洗钱监管效率的对策。     

银行并表监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难点

并表监管是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有效手段,其作为一种金融风险监管工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应用多年。在目前的分类监管体制下,我国不存在金融控股公司,但现有的一些集团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是名异实同。且未被纳入专门的监管。银行并表监管指引将银行集团纳入监管范围,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向综合经营体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经营体制下,如何实施并表监管,还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解决。     

信用衍生工具及其在我国的应用探析

信用衍生品是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它将信用风险从市场风险中分离出来，并使信用风险变得可以交易和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尽管信用信息缺乏、金融法规不健全、债务交易二级市场滞后等问题限制了我国信用衍生工具的发展，但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发展信用衍生工具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Vergleich zweier Modelle zur Bewertung der Kapitalausstattung deutscher Lebens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The result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pital adequacy model published by the rating agency Standard & Poor’s (S&P) and the supervisory model of the German Insurance Association (GDV) points up the both models aim at measuring the German life insurers’ capital adequacy. The capital adequacy model is part of the Insurer Financial Strength Rating analyzing the financial security of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supervisory model is part of the recommandations by the GDV to reform the insurance control within the Solvency II project.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includes the GDV’s proposal for the Solvency II standard model following the supervisory model as recommandation to the Solvency II project. The risk based capital computation’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P model is more comprehensive on the assets and the supervisory model is more comprehensive on the liabilities. In addition, S&P differentiates in his model in a more quantitative way, the GDV in a more qualitative way. The standard model balances out the supervisory model’s lower number of quantitative differentiating factors.     

发达国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力度不断加强,金融创新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随之产生。虽然消费者藉此获得了丰厚收益,但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消费的风险性。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矛盾日益尖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相比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机制和保护机构体系,我国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缺陷致使问题较为突出。如何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概述金融消费者权益内涵、研究国外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和相关措施,探索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有效途径,以推进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我国农村信用社省联社发展模式的终极选择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的制度安排和发展走向直接影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目前省联社制度的性质和职能定位都存在缺陷,需要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省联社发展模式的选择应有利于整合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利于增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有利于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银行体系。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地方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单一的行业管理机构和行业服务公司四种省联社发展模式都存在缺陷。只有兼具行业服务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区域性农村合作银行机构的发展模式既能使各级农村信用社保持相对独立,又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服务,使不同层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之间在业务上保持战略联盟,还能行使行业管理职能,是一种最优的发展模式。     

美国证券法对衍生交易市场风险披露的监管及借鉴——以SEC“305规则”体制的监管要求为视角

在以市场风险披露为基础的衍生交易监管政策下,SEC的“305规则”体制由定量、定性信息披露要求与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安全港规则有机构成。我国应当借鉴先进的风险监管规则,构建创新的衍生工具市场风险披露法律框架,并解决好创新规则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收益权衡问题、收益波动性问题。     

中国金融部门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监测预警研究——基于下行和上行ΔCoES指标的实现与优化

为了对我国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实时监测和有效预警,本文基于Adrian and Brunnermeier (2016) 的CoES指标构想,在左尾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右尾视角,构建下行和上行ΔCoES分别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同期度量指标和前瞻预警指标,并提出了更为有效合理且同时适用于下行和上行ΔCoES的计算方法。本文一方面采用下行和上行ΔCoES对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监测预警研究,另一方面还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检验上行和下行ΔCoES的性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部门间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且三个部门间的风险溢出存在非对称性,银行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发送者,证券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接收者;三个部门两两间的风险溢出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和周期性,且上行的风险溢出水平高于下行。同时,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发现,上行ΔCoES对下行ΔCoES具有显著的先导性、前瞻性,上行ΔCoES可以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前瞻预警指标。此外,下行ΔCoES能够引领ΔCoVaR和基于MES估计方法计算的短期ΔCoES指标,表明本文构建的下行ΔCoES实时性更强,更适合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实时监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