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贸易的特征比较

本文从实证上对20国集团内的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贸易特征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贸易相比,中国制造业贸易是大而不强、结构相近、暗藏风险。鉴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学习韩国和印度,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多品种宽领域制造业的模式,并进一步指出制度创新、科技兴贸、现代制造业产业聚集区建设、制造业部门缺口填补等方面作为今后政策的四个着力点。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控攻略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往往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波动而大幅调整。过去一年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出现急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经济及债务问题的夹击下,货币汇率遭受重创。鉴此,在新的一年中,企业需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之路

2000年以后,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逐渐兴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新兴市场仍可继续扩大制造业市场份额,但前进的步伐会相对减慢。对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如何通过改革跨越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浅议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监管

一、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风险此起彼伏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不断产生很大风险,并发生过多次有较大影响的银行危机。例如,墨西哥在94—95年曾发生较严重危机,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由1994年底的9％上升到1995年的12％,当局先后介入了6家发生严重问题的银行,     

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因素——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选举制度和政党等政治因素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选取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智利和巴西6个东亚和拉美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运用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国外汇储备损益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本文在系统总结中国外汇储备损益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央行＂实际汇兑损益＂的崭新视角,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了中国外汇储备损益与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关系问题。本文借助国家资产负债表构建了双顺差分析模型,并通过升值情景模拟分析,得出结论：在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既有的汇率错位和通常伴随的汇率超调往往导致了央行发生＂实际汇兑损益＂,损失量与兑换资金规模、汇率错位程度成比例,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可能导致对国家外汇储备的＂非对称分配＂。鉴于目前理论与实证研究不支持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观点,货币当局应关注和避免因汇率错位及汇率超调产生的外汇储备汇兑损失;对于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应基于学理、结合实际,研究出一套准确客观的算法体系,以动态界定汇率合理区间;而从中长期考虑,需将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系统工程来推进。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四方面政策建议。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研究及启示

从数次金融危机的经验能够看到,大量国际资本逃离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相当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了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都通过强化资本管制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文中主要就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进行研究,并就对我国的启示进行分析。     

结售汇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理论模型,研究了结售汇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并采用结售汇报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银行会将外汇流入创造的流动性用于投放较高风险的贷款,导致净结汇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有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大型银行受影响程度高于中小银行。本文结论意味着,当考虑结售汇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剧时,有必要出台更多结构性政策,补足外汇流入减少带来的货币缺口,优化存款市场结构,稳定金融机构流动性预期,以缓冲外需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激励银行服务重心进一步下沉,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信贷支持,完成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承压前行

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增速很可能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摩擦问题阴云笼罩、政治与经济风险交织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普遍承压。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下半年全球货币政策普遍转向宽松,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迎来调整之机。从2019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具体走势看,几大货币呈分化态势。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机理及动态过程研究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特殊性是传统的危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本文结合金融危机理论的新进展,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金融领域和非金融领域的收支表恶化、利率上升以及不确定性增加等几方面探讨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危机的动态过程;最后,得出政策启示。     

The Research on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Black Market

本文以2004年1月至2010年8月之间的中越货币官方套算汇价、中越货币黑市汇价以及中越边境贸易净出口量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并进一步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越货币黑市汇价主要由官方套算汇价决定,并且一定程度上受中越边境贸易净出口量变动的影响,而中越官方套算汇价和黑市汇价对边境贸易净出口都具有显著影响,边境贸易净出口对黑市汇价具有一定程度影响,但是对中越货币官方套算汇价影响不显著。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东盟经济体贸易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东盟经济体贸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东盟经济体贸易存在协整关系,在出口方面,实际汇率升值对出口的正向作用比名义汇率的要大;在进口中,实际汇率对进口的影响比名义汇率的要小。中国-东盟经济体出口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响应存在＂奇异J曲线＂效应。政策建议是：全面考虑人民币汇率篮子中各种货币的权重问题,提高对东盟经济体地位的重视,同时要关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物价因素。     

人民币汇率预期：基于ARCH族模型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持续强化,观察其变化的重要指标主要是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CNYNDF)。本文建立CNYNDF的高频日汇率随机游走模型,运用ARCH族模型检验该模型的残差后发现,其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尖峰厚尾性"和集群性特征。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对人民币升值和贬值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应,2002年以来,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市场信息具有杠杆作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开始受CNYNDF报价引导,逐步形成稳定的Granger因果关系。为取得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主动权,中国需加快外汇交易的微观制度建设,加强汇率与利率改革的协调性,为规避汇率风险创造市场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尤其给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性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总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现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包容性增长产生的严重冲击主要包括经济遭受重创、贫困人口大幅反弹、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基于此,提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要通过强化疫情防控、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和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等措施,减弱疫情的影响,促进包容性增长。     

汇率调整是否能有效的改变贸易逆差呢?——从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差异性的角度分析

随着全球失衡的加剧,作为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的美国希望通过敦促其逆差来源国货币升值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贸易逆差。但是这一调整策略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呢?本文通过对美国的逆差来源国货币升值的绩效分析发现,货币升值能否改变失衡的局面取决于一国的金融完善程度。金融市场较为完善的国家对于汇率调整的敏感度更高,而金融市场较为不发达的国家则对于这种调整不甚敏感。中国受限于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导致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其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而美国也不会获得预期的收益。     

汇率波动与国际收支及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新形势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背景下,研究并评估汇率波动与国际收支平衡、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日本、韩国、巴西、中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各国货币汇率波动与国际收支状况、跨境资金流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评估汇率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变量的影响,为我国继续完善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系统动力学视角下的汇率波动研究——以人民币为例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汇率与经济发展系统的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以计算机仿真和模拟为辅助手段,通过对相关参数的确定和调控模拟,揭示影响汇率的主导因素。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顺差,国际储备净增加额、利率、失业率等是影响我国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发展系统进行仿真和模拟,为我国实现经济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汇率沟通、实际干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汇率沟通已成为货币当局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本文评估了汇率沟通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中的效力,并就其效力与实际干预的效力进行了比较。经验结果表明:汇率沟通时滞短,能使汇率朝着货币当局合意的方向变化,且汇率沟通冲击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解释力较强;然而实际干预时滞较长,其效力明显弱于汇率沟通,对汇率变动的解释力弱。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差别表明,汇率沟通在汇率市场是个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动态研究——基于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的视角

在全球宏观环境背景下,研究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的联动机制可以为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本文借鉴Verdelhan(2018)的研究,通过VECM-BEKK-GARCH模型研究了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间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中美元因素及套利因素的作用。结果发现:(1)"8·11"汇改后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方面都显著上升,而在岸人民币汇率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溢出能力也开始出现,两个市场的一体性大幅提高;(2)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强,美元因素的影响依然要强于套利因素,这也基本符合前期研究中美元因素起主导作用的结论;(3)以美元因素和套利因素为代表的全球系统性变异因素会影响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的冲击传导以及在岸人民币市场向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波动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