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研究

论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解释了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后认为,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越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越高,其中我国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更积极,而东部地区的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参与度和广度最高。另外,社会网络可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和降低风险感知度来促进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影响路径的研究是一种补充。     

家庭老人照料与中年农户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8年微观数据,结合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老人照料对中年农户土地流转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人照料的广度和深度均对中年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家庭老人照料会显著降低中年农户外出务工、自主创业概率,从而对其土地转出行为产生作用.虽然社会照料服务一定程度上能够分担家庭老人照料对中年农户的家庭负担,但是这种"替代效应"并不足以缓解家庭老人照料对土地流转的负向影响.异质性研究显示,东北地区中年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受家庭老人照料的影响更加明显,通过成立"国家土地银行"、缩减"地域歧视",可以提升此类群体外出务工的概率及可能性,有利于降低家庭负担、促进土地流转.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使用自评健康状况测量生理健康,使用抑郁指数测量心理健康,Probit估计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中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此外,选取“村庄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和“家庭子女中男性比例”作为子女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采用替换子女外出务工和健康测量指标的方式,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全面实施“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背景下,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应重视职业技能培训,从长期和短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走出去”且高质量就业,为提高农村中老年人健康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外出务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论文以国家统计局调查所得信息为信息来源,利用多种数据模型,对互联网应用所引发的农户外出务工概率变化进行分析,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联立方程对内生性偏差加以控制,同时对结果稳健性加以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互联网应用普及对于农户外出务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互联网应用普及率水平越高,其所表现出的"回流效应"越显著。细分务工样本,能够得出使用互联网可以通过收入增长、长期减贫途径吸引农户返乡务工。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效应、社会资本效应、银行信贷渠道、非农就业机会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外出务工的重要传导机制。吸引以"乡村工匠"为主的农村优质劳动力回流,对于乡村振兴的持续具有特殊价值。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如期实现,不仅要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村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还要着重关注返乡务工群体互联网使用效用性,从而激发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非农就业、社会网络与农村家庭正规借贷--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解决好农村家庭贷款难问题是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与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影响,探讨了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同时考虑了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务工型”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中部抑制作用最强;“创业型”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东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增强了“创业型”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且西部作用更强。据此,在制定农村金融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非农就业的异质性、社会网络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以及如何激发正规借贷需求。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网络变迁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城乡对比的视角

在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也经历着从以血缘、宗缘为主的"强关系"到以友缘、业缘为主的"弱关系"的变迁。论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删截回归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城乡对比,探讨了社会网络变迁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变迁趋势,能显著提升家庭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偏好,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金融素养能够降低家庭储蓄水平吗?——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如何应对高储蓄率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以相同性别、同一年龄段中社区其他家庭平均的金融素养为工具变量,论文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储蓄动机越弱,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金融素养对低储蓄率家庭的边际影响要高于高储蓄率家庭。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农村、已婚家庭而言,金融素养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通过家庭财富和家庭消费对家庭储蓄率产生影响。论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储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

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且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越强。在异质性分析中,仅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的地区呈现了显著的后发优势。基于以上研究,论文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发挥落后地区后发优势、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农村家庭金融素养与过度负债

论文量化分析了农村家庭的过度负债状况,验证了金融素养对过度负债没有显著影响。既有研究没有分析农村信贷市场中过度负债的形成机理与金融素养的作用边界,论文论证出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过度负债不会有明显影响,支出刚性导致家庭收入水平低才是根本原因。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的数据,经验研究支持该结论。最后论文提出了有关增加农村家庭收入的措施,以期降低过度负债。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社会网络得分，通过Logit和Tobit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以及借贷金额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在农户的借贷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非正规金融借贷，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的影响表现更为突出。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与农户借贷行为——基于CHFS2015年数据的实证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5年)的微观数据,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研究金融素养、家庭资产对农民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家庭资产都对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金融素养仍与农民的借贷行为正相关,家庭资产却与借贷行为负相关。将农村家庭分成60岁以上及60岁以下年龄段后,金融素养的显著性虽然有所下降,但系数方向仍然为正,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几乎没变。同时,在除去家庭资产的因素后金融素养对农民的这两种借贷行为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年龄、性别、是否是村干部等因素却不会显著影响农民的借贷行为;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能够显著促进农民的借贷行为;婚姻状况、是否是党员对农民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后者对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与农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信任能够提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降低家庭使用非正规信贷的概率。进一步地,信贷可得性的差异带来家庭负债结构的变化,信任能够提升家庭正规信贷占比,降低非正规信贷占比。信任提升家庭资金借出概率,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适度信任现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户主文化程度低的家庭和农村地区家庭,信任对借出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表明,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融资的困难。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偏好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论文通过对浙江省温州市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在目前农村积极发展经济大环境下,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投资行为特征,分析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选择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提出改进建议。     

人格特征影响家庭金融决策分析 ——基本事实与中介机制检验

人格特征在行为决策和目标实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现实中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决策仍然未知.本文使用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人格特征(即开放性、顺同性、外向性、尽责性和精神稳定性)如何通过影响人的消费时间偏好、信息处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以及筹资能力,最终影响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决策.研究发现:开放性越强,家庭更倾向于参与定期存款、股票投资、保险;精神稳定性越强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定期存款减少银行贷款;顺同性强则促进家庭增加定期存款;外向性越强会减少家庭参与定期存款、股票和基金投资,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     

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借贷行为——基于CHFS2015年数据的实证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和负二项模型研究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对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而金融素养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交互作用并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转移性收支、个人声望和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与金融素养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于农户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行为,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仍对其有正向影响,只是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除对60岁以上年龄段农户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影响为负,对不同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对东部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非正规借贷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农村金融资本视角的分析框架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会对输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资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从农村金融资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带来了输出地农村金融资本的整体增加,并且通过资金在农业生产要素、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资金注入等途径,从而促进输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     

抢抓机遇 做大做强农民工汇兑业务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逐年增加，农村劳务输出不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股新潮流，而且也带来了中国社会资金的大分配，大流动。据资料统计，目前中国农村中，每年约有2．5亿至3亿农民利用农．闲时间或常年外出务工，按人均每年劳务费6000元计算，全国每年农村务工收入将近2000亿元。这笔巨大的务工收入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新的资金源泉和发展动力。对于以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中国农业银行来说，能否针对农村务工汇兑的现实服务需求，抢抓机遇做大做强农民工汇兑业务，直接关系到农业银行能否抢占和拓宽农村金融市场，推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快速发展的大问题。本文依据淮北农行近年来大力营销务工卡（金穗借记卡），为农民工提供务工汇兑服务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就如何抢抓机遇做大做强农民工汇兑业务谈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智能手机应用与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中国农村家庭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农户数据,从“质”和“量”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智能手机应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影响,并识别其中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采取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智能手机应用在农户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方面起到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揭示,智能手机应用可以通过增进金融知识和提高信贷可得性的途径,促进农户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能手机应用在帮助风险管理能力弱和没有务工经历的农户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方面,发挥的影响更大。因此,政府需要努力打通农村网络设施“最后一公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不断填平农村“数字鸿沟”,采取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金融知识普及政策,提高农户的金融知识素养和金融市场参与度。     

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村家庭借贷行为吗? —— 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论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是否抑制了农村家庭借贷行为,同时考虑了地区差异与收入差异的异质性。研究得出:从整体来看,非农就业总体上抑制了农村家庭借贷行为;从地区差异来看,非粮食主产区非农就业对银行借贷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粮食主产区非农就业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从收入差异来看,随着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非农就业对其借贷行为的抑制作用呈现"强-弱-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