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下我国所得税改革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现状，以及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应展开根本性的所得税改革。与美国消费型的根本性所得税改革争论截然相反，我国根本性的所得税改革应该是储蓄型的所得税改革，所得税应对储蓄而不是消费征税，所得税应该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     

论低消费和高投资状况下我国财产税改革

我国目前低消费和高投资的经济状况不能长期持续下去。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使我国的宏观税基更多地依赖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消费,有利于提高消费率,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使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财产税对财产存量征税,使我国的宏观税基更多地依赖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有利于降低储蓄,刺激消费。因此,通过财产税改革,增强财产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扩大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和税基,加强财产税的累进性,开征新的财产税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有利于提高消费率,改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     

对中国居民储蓄偏高的解析

引言 多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保持了高速增长,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在2003年突破了10万亿,2011年末超过了34万亿人民币,许多人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居民高储蓄率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董承章、张书云(2001)认为,储蓄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储蓄的生命周期特征及预防性动机共同决定着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曲扬(2003)认为,导致居民高储蓄的原因有预期收入不乐观和福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个人投资渠道狭窄;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消费不振,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信用体系、拓宽投资渠道、发展消费信贷来降低储蓄.     

未来消费投资宜采取“双鼓励"政策

低消费、高投资态势内在决定于居民部门以消费者自身偏好为基础的消费储蓄行为。对此,政府的调控政策只具弱有效性。对消费-投资比例的调整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妨碍对投资短期异常波动的平抑。当前,尽管存在投资过热的威胁,但从长远战略看,对消费和投资还应采取“双鼓励”政策。     

当前我国储蓄存款状况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一直居高不下，居民储蓄的高增长，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过高的储蓄，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从居民储蓄的结构、性质、动机入手，在对居民储蓄、消费、投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科学引导，多种手段并用，抑制居民储蓄的过度增长，使我国的经济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     

居民储蓄高增长因析

目前的储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增速缓慢、居民手持现金的逐步减少而引起，充分暴露出我国经济架构的严重失衡。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缓解储蓄增长的势头，并积极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     

税收制度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及制度创新

税收制度对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影响是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税收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效应、消费挤入或挤出效应、消费预期效应和消费环境效应这四个方面。因此,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应以税收制度创新作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同时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配结构;重视发挥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功能;加大发挥所得税和财产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功能,并促进消费环境的改善。     

我国恢复征收利息税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国恢复征收利息税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形成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个人收入水平,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应看到征收利息税将对我国存款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长期储蓄将养活;中、短期储蓄将增加;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活动将会抬头,以套利为目的的个人外资金外逃;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很难实现。     

西方储蓄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居民储蓄额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从储蓄规模的构成看，其中高收入层的储蓄数额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层的。针对这种情况，经济理论界的人士有的认为应通过启动高收层的消费来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有的认为应通过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来缩小各收入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规模到底多大为宜，一个国家又如何来启动投资、消费需求呢？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储蓄规模、储蓄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缔造了诸多中国“奇迹”。然而．奇迹背后．是一条高污染、高消耗、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低消费，低保障、低法治、低效率和频过热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条增长之路不仅造成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成为当前经济结构问题复杂的主因。     

一个有远见的税收制度应当关注未来的税基——特朗普新税法的成本分析及政策建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持续下降,政府税收收入也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特朗普新税法的实施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导致政府税收损失远超预期。然而,新税法实施后,美国企业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改善。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效率主要取决于税基而非税率,美国政府应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增加对企业投资和研发投入的激励,从而扩大税基,实现经济的长期改善。     

应对我国低消费经济现状的税制改革与协调

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使我国经济蕴藏着较大的隐忧.我国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很复杂,刺激消费需要多管齐下.协调当前我国的各项税制改革是提高我国消费率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整税基,加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减少增值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使我国的税基更多地依赖于所得而不是消费,有利于我国消费率的提高.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也有利于我国消费率的提升.     

中美比较视域下个人所得税制演进逻辑与改革效应

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历经百年发展,其税制模式、税率结构以及费用扣除等方面日臻成熟、完善,且充分体现了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发挥了较好的财政收入和收入再分配职能。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个人所得税演进逻辑及改革效应,可以看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有待完善。借鉴美国税制模式,改革与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方向为:逐步向"综合个人所得税制"转变;降低税率的档次和边际税率;完善费用扣除制度;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等。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评价与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所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是提高费用扣除标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纳税人负担,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要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个人所得税有必要继续减税,同时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具体对策包括:将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支出范围扩大为子女养育支出,增加家庭合并征税模式,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动态调整,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建立负所得税制度。     

税率降低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DID实证分析——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为考察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应,以税改前后上市公司执行税率的不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鉴国外衡量政策效应的主流计量研究方法——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对此予以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税改前后上市公司执行税率的不同,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明显不同。因此,要有效调整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应对这两类身份不同的企业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     

我国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及“营改增”改革

我国企业缴纳的税种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今年以来,企业利润有所下滑,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营业收入随经济增速放缓而回落,另一方面也与部分流转税与企业盈利相关度低而增加了企业税负有关,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文章介绍了作为当前我国税制改革重头戏的“营改增”试点的政策内容,分析了其对减轻企业税负的积极成效,指出“营改增”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也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二元所得税的兴起:国际经验及启示

二元所得税作为一种对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分离课税的个人所得税新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尝试。围绕二元所得税,理论界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效率性、公平性、管理性和普及性等方面。对我国而言,既要反思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异,明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方向,又要采取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设计二元所得税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在条件成熟时予以尝试。     

养老金计划与个人所得税政策

不同税制模式和个人所得税征税方式对养老金计划的影响不同,而养老金计划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如何定位又主要取决于公共政策对储蓄以及不同储蓄形式的态度。比较国际实践,从税制模式、储蓄传统和长期资产管理来看,我国公共政策不需要鼓励养老金储蓄,但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长远发展来看,又需要对养老金储蓄形式给予一定的鼓励。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应该对其给予适当税收激励,但不需要很大力度。考虑到我国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本文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养老金计划应该采取TEE模式(养老金缴款不允许税前扣除、对未支付的资本收益或资本利得不征税、对领取的全部养老金收入不征税)。     

论个人所得税的二元课税模式

由于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在理论基础和实际征管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发端于北欧国家的对劳动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而对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的二元个人所得税制就成为一种较为现实而理想的模式,在国际上正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我国近年提出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近似于二元所得税制,应当作为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长远目标,但还需对具体制度安排进行恰当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