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性失衡状况实证——基于当前长短期不一致的分析

中国流动性过剩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国目前存在着长期流动性过剩与短期流动性紧缺的双重压力。长期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存贷差的不断扩大,短期流动性紧缺是外部因素所致。短期流动性紧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样不能忽视长期流动性过剩的影响。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虽然流动性过剩对资产价格影响微弱,但其无疑会增大实际GDP的波动,同时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在滞后3期时对通货膨胀产生最大正向影响。当前,应该通过规则性货币政策稳定预期以及前瞻性货币政策减少长期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以走出"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过剩与价格上涨密切相关

流动性过剩将会长期存在。从2000年开始谈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消除掉，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失衡，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代价。我的演讲将围绕以下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流动性过剩在中国。第二，人民银行能否对冲过剩的流动性。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很多货币供给已在货币当局的监控之外。第三，流动性过剩必然会导致这轮价格的上涨和资产价格的膨胀。第四，对流动性过剩不应做好或坏的判断，而要客观评定。如何利用流动性过剩，来改造目前的经济结构。最后，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的膨胀会长期存在。     

浅析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它有着国际传导的效应,国际流动性的过剩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国内的流动性,进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引致通货膨胀。笔者将会从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和途径两个角度来阐述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潜在风险分析

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广泛存在于商业银行并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过于依赖利息收入.对非利息收入业务开发缓慢或者受到限制,是中国商业银行存款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缺乏信用风险定价能力不能充分行使存贷款利率定价自主权、商业银行全面实施股份制改造、外资银行进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及骨干企业产能资金双重过剩等因素,是引起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存款相对过剩会降低银行经营利润,恶化其资产风险构成.深度开放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在强化市场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提高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以及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改善外资经济结构等.有助于缓解中国商业银行存款过剩压力.     

浅析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它有着国际传导的效应,国际流动性的过剩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国内的流动性,进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引致通货膨胀.笔者将会从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和途径两个角度来阐述国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上涨分析

我国目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及资产价格上涨。要消除流动性过剩,单一的政策措施难以奏效,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多管齐下,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     

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争论

<正>2005年7月23日,在"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中国工商银行姜建清行长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将面对资金大量流入银行体系所形成流动性相对过剩的难题,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国内首次公开提出"流动性过剩"这一概念,自此以后流动性过剩问题引起了决策层和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有效缓解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4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抓紧缓解流动性过剩矛盾",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要求"努力缓解流动性过剩矛盾"。学术界则针对流动性过剩的含义、衡量指标、形成机理、经济效应、应对措施等方面开展深入讨论和争鸣。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成因、影响和再平衡机制研究

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问题由来已久。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造成流动性过剩,使得中国经济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央行数量型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封存"过剩流动性乃至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不良影响,需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才能彻底消除流动性过剩的威胁。从双顺差的内涵和现状分析入手,研究双顺差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机制和政策建议。     

其他存款性公司流动性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引言流动性问题是我国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更多的是讨论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于流动性过剩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流动性受什么因素影响学界也没有很好的结论。对于过剩的判断属于规范研究,而本文将从流动性本义出发,分析对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二、文献回顾李成、姜柳(2006)将商业银行存差作为流动性衡量指标,得出外汇储备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存在正相关关系;谢罗奇、龚伟强(2006)用商业银行存款-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投资来衡量流动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我国商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国内储蓄率较高和大量外汇流入引起的。刘锡良、董青马、王丽娅(2007)认为流动性最初的含义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在不遭受损失的条件下,满足存款人提存及支付需要资产的变现能力,即所谓的资产流动性。学术界将其扩展为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接着,他们从银行储备需求的角度对我国的流动性过剩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金融创新和银行在约束条件下的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朱庆(2006)认为我国市场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体现在超额货币供给、存贷差扩大、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居高不下以及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原因主要在于经济金融结构失衡、不完善...     

中国货币之谜与资金流动性过剩成因分析

全球资金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货币流通速度最低的主要经济国家,中国货币之谜更存在特殊性。货币政策的多任务性影响货币供给形成过程,基础货币调整与货币乘数变动同时出现失衡,从而导致资金流动性过剩。货币当局的资产结构和公众的资产偏好分别影响着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是形成中国货币之谜的根源,而消除流动性过剩也须借助转变货币当局资产结构和公众资产偏好来实现。     

基于信号传递博弈的融资租赁市场均衡分析

融资租赁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工具,已被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普遍采用,并成为其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融资租赁也不失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本文借鉴斯宾塞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构建一个符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实际状况的融资租赁市场调控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租赁市场的均衡既取决于承租方的装裱成本,也取决于不同类型承租方的租金差异、低营运能力承租方的项目投入的成功率及低营运能力承租方的信用程度(即履约率)。     

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中介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转轨时期政府为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导致了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倾向,以及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这将会通过作用于城乡资本积累差异,导致农村信贷约束,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创造等多种渠道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以各省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它因素后,中国金融中介增长显著地制约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基于多种贸易理论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模式探究

单一的贸易理论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模式的解释不够完整和准确。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评价,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模式应从不同提供方式和业务类型的角度分别探讨。依据对我国现实状况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呈现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混合模式,过境交付金融服务贸易遵循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商业存在金融服务贸易可以用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相似理论加以解释。最后,基于不同提供方式的模式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创新的政策选择、法律制约与制度突破

创新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风险的产生,但这并不能成为抑制金融创新的理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业应该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在金融创新产品的专利权保护、金融监管、金融业的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政策完善等方面寻求制度突破。     

就业压力、流动性过剩与宏观政策评论——"日本拐点"的到来?

本文以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相伴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基本线索,从非充分就业角度建立简单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以此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优化问题。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肇始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附带制度和技术变革的资本投入改变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即所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第二,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前,中国面临着一条水平的总供给曲线,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意味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第三,如果把上述长期就业问题短期化,在持续的要素就业压力下,中国被迫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第四,持续的扩张性财政货币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与低通胀并存的理论悖论,但形成了资产价格膨胀和高信用风险,即所谓日本拐点。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2007—2018年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财务数据和基于尾部依赖度量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在经济上行时期会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经济下行时期会增加系统性风险;第二,按照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来看,在经济下行时期,商业银行衍生金融负债业务、理财及代理业务创新会增加系统性风险,而衍生金融资产业务和信贷业务创新会降低系统性风险。本文对实证结果提供了可能的经济学解释,并基于实证结果及原因,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相对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的正向支持作用更为稳健;固定资产净额和无形资产净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劳动投入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