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约束视角下我国房价财富效应与最优利率规则研究

后危机时代中国房价的波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何利用以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抑制高房价透支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成为当前管理层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建立了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分析房价波动如何通过流动性约束影响消费,从而揭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房价的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得出最优利率规则中房价的最优权重随预期通胀、产出缺口、房价和名义利率而变动的结论。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进而认为,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更能迅速调控房价的增长和居民消费的扩张。中国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虽然比较明显,但流动性约束的作用机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显现,利率调控的效果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在理论上为中央银行制定应对房价的利率政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税优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经济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引入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考虑通胀因素及收益率影响,厘清了开展税优型第三支柱养老金建设的经济影响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投资收益率是决定税优型第三支柱建设产生正向与更优经济效应的重要因素;降低EET模式第三支柱延迟税率未必产生正向的经济效应,且该政策的效果不是最优的;建设EET与TEE模式第三支柱均可以产生较好的经济效应,但是EET模式在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更优;通胀水平如果增长过快,不仅直接影响产出与三支柱年度收入,还通过影响消费与劳动供给结构间接影响产出与三支柱年度收入。     

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下调控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企业产权的异质性所造成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纳入到货币政策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基于企业产权异质性和信贷供给"二元"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的类型、宏观调控需求,选择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实现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搭配和使用。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影响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价格工具是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较好工具;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合理搭配是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胀时较好的选择;而当经济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冲击时,价格工具能够很好地促进产出增长,但当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出现时,需要数量工具相应的调整。     

基于NKPC框架的我国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并据此构建SVAR模型以分析实际通胀对各影响因素的冲击反应。研究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对实际通胀的影响力持续增强,而产出缺口的影响力则没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发现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效果缺乏稳定性,暗示我国目前的通胀预期粘性程度可能较大。中央银行在进行预期管理时首先要厘清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关系,疏通预期传导机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防通胀任务。     

“新常态”时期货币政策时变反应特征与调控模式选择

本文主要以1996年1月-2016年6月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运用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当局的时变反应特征和调控模式。从中得出结论是:我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央行存在非对称偏好, “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就效果而言,“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由此提出“新常态”时期的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和物价水平下滑,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二是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三是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     

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50个国家1997~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汇率波动促进经济增长,高汇率波动抑制经济增长;第二,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弱化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存在异质性;第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波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演变及政策效应——基于MS-DSGE模型的研究

本文构建包含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演变进程,并对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低波动的平稳时期,央行倾向于采用同时关注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稳定泰勒规则;在经济高波动的危机时期,央行对通胀缺口的关注不足,而更关注实际产出缺口。此外,相较非稳定泰勒规则,稳定泰勒规则的调控效应更加持久、有效,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胀稳定的双重目标。     

存款利率市场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T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存款利率约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在1996年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存款利率有约束状态,而存款利率约束在总体上减少了产出的波动;(2)存款利率有约束时,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冲击对产出影响幅度更小、持续时间更短,利率等价格型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周期更长,紧缩性的利率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3)存款利率无约束时,数量型冲击总体上持续性更强,价格型冲击则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短期内大幅波动。     

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和集聚地,城市规模各异,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基于中国2003~2015年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城市规模为门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存在基于城市规模的双重门限特征。以城市规模为门限,将样本分为三组,当城市规模低于3.865时,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为0.9017;当城市规模介于3.865~5.083之间时,影响大小为0.9137;当城市规模高于5.083时,影响效应下降到0.9041。显然,城市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会降低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适度城市规模才能最大化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存在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规模最优匹配特征。     

人民币汇率弹性变动与货币政策目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的均衡模型,实证分析汇率弹性与货币政策目标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在新古典的货币政策目标框架中,较低的汇率弹性具有较高的通胀管理效率,而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通过汇率波动释放增长压力。央行在产出与通胀目标间的权衡决定了汇率弹性的实际水平。当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通道时,央行是否愿意牺牲一定的货币政策效力而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将决定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变动。     

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与体制转移特征分析

运用非线性模型研究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和体制转移动态特征。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产出与通胀关系在1990—2011年的样本期内不存在显著的凸或凹的非线性特征,而MSIAH(M)-ARX(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显著的机制转移特征,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下,我国的通胀与产出缺口间具有不同的关系,其中在经济处于温和通胀状态下,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统计上较显著,可作为管理央行货币政策的参考。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组合下的财政支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识别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并将其嵌入DSGE模型以测度财政支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货币、财政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组合模式;(2)在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3)金融危机时期,AM-AF组合下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债务短期内持续上涨,不及PM-PF与PM-AF的组合效果。     

房价、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房价、通胀和货币政策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我国的房价除了取决于供求的力量之外,还受人口结构、财税制度和土地供应制度等因素影响。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1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的流动性对房价和通胀影响显著;(2)我国负利率推升了房价的上涨;(3)货币政策的价格型工具对抑制房价有作用,而且加息对房价的抑制作用超过控制货币供应。     

城市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支出的阈值关系研究

本文首先总结了房价波动对消费支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进而从房价收入比研究了房价波动对消费支出的阈值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对消费支出的直接影响效应非常微弱,但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间接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房价上涨对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双阈值效应,即:当房价收入比在6.04和8.75之间时,会对消费产生0.0037个单位的挤出效应,高于8.65时会进一步产生0.0093个单位的挤出效应。这对于我国内需不足的经济现状和扩大内需的经济方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银行信贷、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用中国2000~2014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以银行信贷为转换变量,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当信贷增长率低于28.74%时,房价增长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信贷增长率高于28.74%时,房价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实现“稳定房价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目标,央行应将信贷增速维持在低增长体制的最优区间中。同时,央行还应该改善信贷结构,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基于贝叶斯SV模型的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关系研究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时变性特征,分别建立了随机波动均值模型和非对称随机波动均值模型,在MCMC稳态模拟的框架下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中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并且通胀水平中虽然不存在与金融资产价格运动类似的杠杆效应,但是正向冲击增加了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由此将导致明显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特别是风险溢出系数的贝叶斯估计为正,反映了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     

法定数字货币、前瞻条件触发与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全球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进程明显加快。本文结合中国人民银行法定数字货币公开信息和相关文献,构建包含法定数字货币核心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前瞻条件触发机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正向法定数字货币技术冲击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存款的替代作用主要体现为短期冲击,中长期不会造成银行大规模“存款搬家”,对商业银行存款稳定性的冲击可控。第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前瞻条件触发机制能够通过预期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产出、投资、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前瞻性影响,但对银行存款、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价格粘性、法定数字货币数量对通胀及产出的反应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前瞻条件触发机制的效果,其中,价格粘性程度与前瞻条件触发机制效果正相关,法定数字货币数量对通胀及产出的反应程度与前瞻条件触发机制效果负相关。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强宣传推广,适当拓展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位,完善法定数字货币前瞻条件触发机制设计,并在监管沙盒中进行小规模试点。     

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基于TVP-GARCH-M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TVP-GARCH模型从通货膨胀率中分离出结构型、冲击型和稳态型通胀不确定性,然后以7天短期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工具,在通胀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费雪效应框架下分析中央银行对名义利率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中央银行通过利率机制调控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对通胀及通胀预期的调控效果显著,通胀及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引起短期利率波动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名义利率负相关,为了不致短期名义利率被扭曲,中央银行应减少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再售期权、货币幻觉与商品住宅价格泡沫

再售期权和货币幻觉两个因素分别从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分布的信念差异和对贴现率估计偏差的角度解释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膨胀。本文以上海商品住宅市场为例,运用动态剩余价值模型从租金房价比角度测度上海房价泡沫水平,并检验再售期权和货币幻觉对上海房价泡沫的解释作用。经验分析发现,上海商品住宅市场存在再售期权和货币幻觉效应,其中货币幻觉效应对房价泡沫影响具有不对称性但解释作用更强,建议应重点关注高通胀和实际负利率对房价泡沫的影响。     

中国通货膨胀对全球产出缺口的敏感性研究 ——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视角

基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了我国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改变我国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对国际因素敏感性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1)相比于全球产出缺口,我国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的影响较大;动态分析显示,全球产出缺口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较为稳定;(2)我国或全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会显著改变我国通胀对全球产出缺口的敏感性,但二者协同程度的高低会负向影响我国通胀对全球产出缺口的敏感性.建议科学研判国际因素的外溢性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协同性,保持政策定力,注重引导市场预期,维持物价基本稳定,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