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拉美经贸活动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双边政府关系视角

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切入点,对中国企业在拉美国家的投资案例进行分析与总结。首先,本文梳理并讨论了双边政府关系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FDI的影响。其次,归纳出中拉双边政府关系的现状与走向。随后,重点聚焦于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如何依靠其独有优势并借助良好的双边政府关系,拓展其在东道国的发展成果。通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力帆集团和中国中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个典型企业在拉开展经贸活动的经历,说明不同类型、规模和所有权的中国企业在“双边政府关系-企业在东道国投资”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无论是技术密集型、还是适应东道国需求的中国企业,都可以从两国政府交好关系中获得东道国的市场利好,有时这种利好会对两国关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从而使得跨国企业进一步享受两国关系升温带来的实际利益。     

改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性教学的思考

目前,我国地方财经类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环节都比较薄弱,培养出的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较差,难以达到社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就业。本文就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性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本专业实践性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及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中国银行：领航国际贸易融资

中国银行在国际结算领域拥有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和丰富的跨境贸易处理经验,多次获得＂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最佳国际业务奖＂等金融服务奖项,在国际业务领域具有卓越的国际声誉和良好的品牌形象。那么,中国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是如何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贴身服务的？又是如何通过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国内行业领先乃至全球领先？为此,《国际融...     

中国应做推动国际贸易融资新“引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的进一步加深,贸易融资条件恶化,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运行遭受巨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全球经济复苏,阻碍了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同时,这一形势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转。中国应在促进贸易融资链有效运转方面发挥作用     

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新品多多

近两年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形势不断变化,外贸企业和银行都受到一定影响．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     

国际贸易分工中的福利分配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空间

本文利用改进比较优势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福利在国际贸易的分配和货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关系,得出结论:按生产效率的国别差距确定汇率水平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分享一定的国际贸易福利,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压力,但这种升值空间应当以转移行业的出口国生产效率和承接国生产效率比值为上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空间远小于美国有关经济学家的估计,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危机发生国两个角度,总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发生的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原因,并认为资本大进大出引起泡沫的生成与破灭是危机发生普遍机制。我国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密切关注国际资本走向,掌握好恰当的改革顺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处理好金融自由化、开放与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再平衡与汇率政策的关系

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表现为美国急剧上升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中日等国家不断累积的贸易顺差之间的矛盾,并成为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理由。文章分析表明,国内经济结构、贸易方式甚至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部对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构成重大影响,汇率政策不是国际贸易失衡的本质及唯一原因,也不是国际贸易再平衡的解药。寻求国际贸易再平衡的出路,关键因素不是汇率,而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贸易方式转变以及货币体系改革中寻求答案。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新名词,还没有真正进入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实践。但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总结介绍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了该制度实施的路径,提出了在我国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行措施和建议。     

Microeconomic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trade,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The extent and direction of causation between micro volatility and business cycles are debated. We examine,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the source and effects of fluctuations in the dispersion of producer-level sales and production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On the theoretical side, we study the effect of exogenous first- and second-moment shocks to producer-level productivity in a two-country DSGE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producers and an endogenous dynamic export participation decision. First-moment shocks cause endogenous fluctuations in producer-level dispersion by reallocating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ly, while second-moment shocks lead to increases in trade relative to GDP in recessions. Empirically, using detailed product-level data in the motor vehicle industry and industry-level data of U.S. manufacturers, we find evidence that international reallocation is indeed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cross-industry variation in cyclical patterns of measured disp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