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9~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Granger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由经济增长到FDI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向量误差纠正模型估计表明短期中经济增长具有向其长期均衡水平自我调整的机制,但较为微弱。     

北京市吸引FDI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FDI区位选择理论,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影响北京市吸引FDI的关键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北京市成功吸引FDI的经济影响因素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完善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     

FDI与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相关理论,利用1985—2005年中国东、中、东北、西部四大区域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滞后四期的FDI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滞后两期的经济增长是这两个地区FDI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FDI和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日经济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3～2010年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日进出口贸易对中日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期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出口对国内经济有促进作用而,对日出口则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进口与国内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关系;日本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经济有明显促进作用且较为稳定。     

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FDI效应研究——基于东盟国别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东盟国别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与FDI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生态环境对FDI效应存在线性关系,但是动态分析显示,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FDI规模效应不显著,而对中国FDI效率的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国家FDI效应存在差异,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与FDI效应的充分发挥。     

台湾对外贸易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用巴拉萨-费德模型以及在此模型基础之上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台湾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以及长期的影响.结论表明,1978-2003年经济运行数据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且贸易部门比非贸易部门的边际要素产出率要高,产生了外部经济效应.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日经济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3～2010年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日进出口贸易对中日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期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出口对国内经济有促进作用而,对日出口则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进口与国内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关系;日本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较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经济有明显促进作用且较为稳定。     

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1978-2009年GDP与进出口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并建立三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对外贸易在长期中带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结论。     

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讯速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将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口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并对我国的贸易发展提出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VAR模型下的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应用1982年到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先利用ADF检验该数据的平稳性得到数据时一阶平稳的。在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项目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资本与金融项目产生正效应。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当资本与金融项目差额偏离长期均衡时,经过调整其趋向长期均衡的速度较快。FDI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影响了我国国际收支的总体平和内部结构,FDI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     

泛珠三角九省中湖南省吸引外资的比较研究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湖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区域内九省的引资竞争不可避免.通过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九省吸引外资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规模、投资成本、社会环境、产业结构等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湖南在吸引外资方面与其他八省相比所具有的优、劣势,提高湖南省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必须充分发挥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发挥产业优势,利用产业集群作用;以及加强与泛珠区域内其他各省的合作.     

FDI与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大部分研究认为FDI或公共支出分别独立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很少将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含有FDI和公共支出的动态模型,其中把FDI作为技术进步的原因,利用我国1986-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样本对公共支出和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共支出在两个样本中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而FDI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外资对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主要结合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部六省的发展情况,选择人力资本存量、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指标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得出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贡献度比较高,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影响并不显著。最后针对此分析结果为中部六省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的非对称性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

不同用途之间的生产与配置效率的对称即能实现资本的帕累托最优。基于此理,本文对中国FDI生产与配置效率的区域特征及其区域经济收敛含义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发现是:(1)我国FDI边际生产效率从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FDI区域经济贡献则按中部、东部、东北和西部依次递增。(2)FDI促进了中部向东部经济的收敛,但继续拉大东北、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经济差距。(3)四大区域作为整体,具有较高的FDI配置效率,但区域间并无显著差异。(4)FDI配置与生产效率呈非对称性特征:除中部之外,其它三大区域FDI配置效率均不显著且与生产效率不匹配。基于区域间FDI配置与生产的对称性目标,本文提出优化FDI区域配置、促进区域经济收敛的政策建议。     

浅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充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 ,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规模偏小和技术水平偏低等问题。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国家政策引导、注重跨国公司引进等措施 ,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及其利弊分析

目前,仅依靠税收优惠政策,中国难以在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加入WTO后,中国税率双轨制的弊端凸现出来。对我国现行FD I税收政策进行改革的措施包括: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对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政策明确倾斜的产业或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拓宽内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理性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初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向关系。然后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文章最后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真实现状和真正源泉的深入分析,指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给中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从而全面和辩证地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产业集聚对江苏FDI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江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在吸引和利用FDI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运用江苏省2003-2010年间规模以上制造业3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DEAP2.1和Eviews6.0软件分析了FDI、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省引进的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相关行业的产业集聚抑制了FDI的技术溢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兼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

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促进了FDI流入;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证明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     

两法合并对FDI的影响分析

两法合并解决了因企业"身份"不同而享受不同税收待遇的问题,为各类企业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新企业所得税法对FDI税收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商来华投资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表明两法合并对FDI会产生短期影响,至于是否会改变长期发展态势是由综合因素体系决定的,因此,今后要注意防范税收累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