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消费作为居民的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数字消费时代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值得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加强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最后,根据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选取2011-2020年河北省11个地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体系,通过构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最主要影响因素,且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城镇居民消费的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因此...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促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使用,从而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对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均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受到人口条件和消费水平的制约。     

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8个民族地区85个地市级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对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基于CFPS2016-2018的证据

促进农户绿色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此有何影响却很少被提及。论文基于CFPS2016-2018数据并结合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论文所得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基准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农户绿色消费支出越多。进一步来看,对于不同子维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有促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并无促进作用。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绿色消费氛围村庄的农户间存在差异。最后,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农户环境敏感度和亲社会行为程度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社会资本水平并无调节效应。推动绿色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结合,需要进一步培育农户的绿色消费意识,提升绿色消费的针对性、便利性和实用性,进而推动农户绿色消费支出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分别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动态面板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与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阻碍作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则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四期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处在中低分位数的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即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村居民消费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项消费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信用卡使用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信用卡是促进信贷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信用卡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居民使用信用卡,但该促进作用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年龄的不同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均能促进居民信用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刺激居民家庭消费促进了居民信用卡使用。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信用卡使用行为的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9年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同时通过对比不同城市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程度,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二、三线城市居民消费的正向作用强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我国消费市场向二、三线城市下沉,政府应当重视二、三线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良好发展,刺激全国消费,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能力、保障等）的影响基本表现为劣势群体获益较多的普惠红利，但包容性增长状况较差的家庭获益相对较少。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包括创业、就业、金融素养和发展型消费，作用机制对不同群体也存在结构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增强对包容性增长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路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普惠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提升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中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此,立足理论分析基础,从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业态差异和组间差异。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制度路径和经济路径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与制造业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同时检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消费升级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均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要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技术创新服务机制、培养高层次产业人才、刺激消费等,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