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金融市场化与经济波动

摘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探究数字金融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伴随着双重门限效应。数字金融在水平较低时会对经济波动有助推作用;在超过第一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在数字金融高于第二门限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波动的边际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数字金融通过削弱金融发展的“金融减速器”效应和降低直接融资水平,削弱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波动的平抑效果。因此,应合理引导数字金融发展,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步伐,以实现数字金融对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     

碳定价、双重金融摩擦与“双支柱”调控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双重金融摩擦和“双支柱”政策的DSGE模型来探究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碳定价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种碳定价政策均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出现一定衰退,但在长期则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2)在面对碳排放技术冲击时,相比碳税政策,碳交易政策下,碳价大幅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在碳交易市场中对碳价设定上下限,可以有效地减轻碳排放技术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3)面对气候政策冲击,包含金融部门风险规避的双重金融摩擦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4)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性供需不平衡会引发一定的通胀现象,但此时货币政策不宜对通胀做出过多反应,而应刺激产出,支持绿色发展,推动供需平衡,从根源上解决通胀问题。引入“双支柱”调控后发现,考虑到经济转型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显著减弱气候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金融不稳定,提高居民福利。     

亲周期效应的传导机制和应对措施研究

一.引言 亲周期效应（procyclicality）与逆周期效应（countercyclicality）用来描述经济变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金融稳定理事会（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FSF,2009）将亲周期效应定义为放大金融系统波动幅度并可能引发或加剧金融不稳定的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即具有正反馈效应）。     

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基于中国时间序列的证据

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关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已被深入研究,但关注其经济稳定效应的文献不多。本文利用界限检验法等时间序列计量技术进行发现,经济波动与金融发展存在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经济波动围绕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短期动态调整,但基于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机制并不足以让经济波动最终回落至均衡路径。金融发展具有弱外生性,其短期动态不会受到长期均衡关系的显著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运行稳定性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文章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可以兼顾促增长与保稳定两大政策目标,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中小银行风险——基于我国117家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我国117家中小银行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银行的风险水平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近2/3的样本银行面临着风险加剧的冲击压力，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不变；第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银行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而作用于银行风险；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市商业银行和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机构；第四，数字金融发展可降低中小银行的风险波动，提升银行平滑风险能力。上述研究结果有以下启示：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要辩证地认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防范其“风险加剧”效应，发挥其“风险优化”效应；支持中小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积极应对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     

经济波动、金融摩擦与固定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地级市样本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1-2015年间中国286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对经济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地级市层面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第二,在经济波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中,金融摩擦机制所起的作用有限,主要还是实物期权效应起作用;第三,越是长期来看,经济波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越显著,金融摩擦机制所起的作用越小,实物期权效应所起的作用越大。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

在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导向，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0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与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且相比较而言在高科技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只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发挥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动能——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13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2016-2020年的面板数据，匹配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为企业创新提供动能。研究表明：第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第二，这种创新驱动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激励技术创新；第三，这种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内部治理质量较差公司表现更显著，呈现“扶持效应”；在创新层企业表现更显著，呈现“激励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金融风险效应与财政货币政策调控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发生会对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从商品需求侧与商品供给侧引入重大风险冲击并将“双金融摩擦”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究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并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重大风险冲击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重大风险冲击通过推高企业贷款违约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第二，当重大风险冲击对商品需求侧的影响大于对商品供给侧的影响时，经济波动加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第三，下调企业所得税通过改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下调无风险利率虽然能够削弱重大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但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因此，为应对重大风险冲击，中国应做好对困难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能力。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近些年来,高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数字金融能否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本文在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然后借助2011-2017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地级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探究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从数字金融的结构上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数字化程度的效应不显著;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各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为东北最强、中部其次、东部最弱,但对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从高质量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创新”、“开放”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共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协调”和“绿色”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双循环”分析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传统金融超过门槛值后会显著增强，但一级数字鸿沟与二级数字鸿沟则会分别对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调节作用。     

数字时代中国老年人被诈骗研究——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本文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在我国数字化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被诈骗情况的主要特征以及在不同维度的差异,并进一步挖掘其影响因素,探讨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发现如下:第一,虽然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但被诈骗者接触后,相对脆弱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实际受骗,高达30%的老人在被诈骗接触后会实际遭受损失;第二,本文构造的防骗能力指数显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老年人防骗能力明显更低;第三,互联网的使用同时具有“曝露效应”和“学习效应”;第四,个体认知能力以及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是否实际被骗及损失大小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异质性的角度看,使用数字技术的正面“学习效应”对信息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女性老年人作用更大,超过了负面的“曝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女性老年人的助力作用更为明显,但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基于TVP-SV-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当前形势复杂多变，调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经济金融平稳运行。运用TVP-SV-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时变特征。在经济平稳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降低金融稳定性；在经济不平稳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反而会提升金融稳定性。经济波动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监管当局需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金融开放视角下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以东亚国家(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开放推动了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大量的国际资本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经济波动的隐患。结合东亚经济体的实际特点,本文采用Aghion等(2004)提出的动态开放经济模型来分析金融开放对东亚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利用东亚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差异,金融开放对于东亚不同类型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不同,金融开放缓解了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但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东亚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快推进国内的金融体系建设,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摘要：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