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52％全球第一 人均储蓄过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我同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众多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会影响国民储蓄率,由于部门边际储蓄倾向的不同,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对于居民部门在总体分配格局中占比的上升会提高国民储蓄率,造成事实上的"国富民穷"。本文利用1978～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所引发的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受制于巨大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制度约束下,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能够很好的解释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而政府储蓄行为的变化对近期国民储蓄率上升具有重要的解释力。本文的估计结果对替代性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量的选取、估计方法的选择及样本区间的选择都是稳健的,由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储蓄效应非常显著。     

中美居民储蓄率差异的金融原因分析

<正>居民储蓄率是居民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中国居民储蓄率高、美国居民储蓄率低,中美居民储蓄率差异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到2007年,中美两国居民储蓄率分别为37.94%和1.72%,差距高达36.22%。中美居民储蓄率的巨大差异,有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国民     

我国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高集中度下的税收政策选择

一、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呈现高集中度趋势 （一）居民部门成为公共金融资源的最大拥有者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化，国民收入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政府储蓄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居民储蓄的比重则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2005年，我国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由210．6亿元增至14．7万亿元，国民储蓄率已高达46％。与此同时，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5．81％提高到2005年的81％；储蓄存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由1978年的16．2％提高到2005年的49．2％．     

论储蓄理论研究中的几个“究竟”

一、我国的储蓄率究竟有多高?储蓄率是反映一国储蓄水平的主要指标。一般而论,储蓄依存于收入并与之同向变动,收入愈多,储蓄愈多,储蓄率也可能愈高。我国1978年以前的储蓄率很低,近年来随着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储蓄率也很快上升。但究竟升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世界高储蓄水平的国家之列,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日本。依据是,世界银行出版的《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说,1983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1％,而同期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为30％,并且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储蓄率因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呈上升趋势。     

家庭住房套数、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 ——基于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后脱贫时期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

近些年我国储蓄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世界高位,但另一方面,“储蓄不足”问题也较为明显。随着贷款购房者增多,居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的被动储蓄增多,资金流入房地产部门,使得其他企业部门获得资金的难度加大。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的江西省居民家庭专项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住房套数和房价预期对居民主动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住房套数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负相关,房贷支出加大压低了主动储蓄率;房价预期与居民主动储蓄率显著正相关,并且房价预期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一正一负”的作用力不仅吸收了居民当期消费,也透支了未来的居民消费。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市场,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居民“储蓄率高”与“储蓄不足”现象并存。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储蓄率的变动、影响与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计算我国国民储蓄率和部门储蓄率,发现我国国民储蓄率自2010年后就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中居民储蓄率下降是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测算了我国的最优储蓄率水平,得出结论,虽然我国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但总体上依然处于最优储蓄率的测算区间。最后,对储蓄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储蓄率的下降会显著降低投资率水平并增加金融风险,而且储蓄率的下降可能是一个长期且无法避免的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过度储蓄对我国经济金融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一)储蓄率的定义 储蓄率是指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国民总储蓄率等于国民总储蓄额占GN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国内总储蓄率是指全国总储蓄额占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储蓄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全国总储蓄额亦即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之总.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household saving rate in China using a life cycle model and panel data on Chinese provinces for the 1995–2004 period from China's household survey. We find that China's household saving rate has been high and rising and that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variations over time and over space therein are the lagged saving rate, the income growth rate, (in many cases) the real interest rate, and (in some cases) the inflation rate. However, we find that the variables relating to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have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e household saving rate in only one of the four samples. These results provide mixed support for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as well as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ence of inertia or persistence, and imply that China's household saving rate will remain high for some time to come.     

中美可比国民储蓄率的真实差距及演变趋势分析

在改进中美可比储蓄率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最新可得的中美可比固定资产折旧等数据,计算了2000—2017年中美可比国民总储蓄率、净储蓄率和中美可比分部门储蓄率。结果发现,中美可比储蓄率差距近年来呈下降趋势,而且远低于现有研究的计算结果。在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情况下,中美净储蓄率差距已下降至较低水平。在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下,两国储蓄率趋同的趋势很可能是持续性的。基于此,认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逐渐从依赖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转换。     

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储蓄率:基于迭代模型(OLG)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储蓄率的失衡。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三期迭代模型,解释了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因素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基于实证研究,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在未来中期波动状况进行了预测分析。     

养老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消费：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和储蓄率不断增加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居民储蓄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完善社会保障可以降低这些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国外学者关于老年消费的研究以及养老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研究由来已久，并随着消费函数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养老社会保障现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是否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消费函数理论框架内考查我国是否也存在退休消费困境以及养老保障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