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05年沪市和深市的17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能力派现正相关,监事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超能力派现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能力正相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反映我国前几大股东可能合谋实现超能力派现.我国迫切需要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争完善法制来制止超能力派现的发生.     

市场行情影响投资者的股利偏好吗?

基于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在不同的市场行情中,投资者对于股利政策的偏好差别。研究发现：对于现金股利而言,在上涨和下跌的市场行情中,投资者更偏好不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在平稳行情中,投资者更偏好发放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对于股票股利而言,在上涨行情中,投资者更偏好发放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在下跌行情中,投资者更偏好不发放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在平稳行情中,投资者对于是否发放股票股利没有显著的偏好差异。在上涨和下跌的市场行情中,超能力派现和高送转不会改变投资者的偏好;在平稳行情中,只有正常派现和正常送转才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超能力派现行为无益于上市公司,高送转还会损害公司价值。     

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中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样本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微股利"公司比。但在不同治理环境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治理水平低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意愿,而对治理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则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水平。     

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政策有效吗?——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分红,证监会颁布了差异化现金分红监管指引,将现金分红监管的最低比例与企业成长性、重大投资安排挂钩。这一外生的制度变化,为研究政府监管与企业分红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本文研究发现,现金分红监管新政,对于公司现金分红支付率、股息率与成长性和重大投资安排之间的敏感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公司派现意愿与成长性之间的敏感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公司派现意愿与重大投资安排之间的敏感性无显著的影响。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执行现金分红监管新政的效果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现金分红监管新政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分红机制发挥了预期作用,但具体实施效果因公司治理水平高低而异。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从上市公司派现能力和投资机会的角度分析现金分红决策的影响因素 ,特别注意现金流量 (FCFE、ONCF、NCF)对现金分红的影响。主要回答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为什么不相等 ?现金分红与公司派现能力和投资机会有什么关系 ?不同行业现金分红有什么特点 ?     

2002年上市公司高派现现象研究

本文以翔实数据描述了我国证券市场新兴起的高派现现象,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而分析其本质。文章总结了高派现过程中的种种非良性派现,如超能力派现、融资派现以及大股东恶性套现等,并提出了若干治理对策。     

上市公司实施管理层收购(MBO)后的过度派现行为分析

管理层收购(MBO)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新生事物备受争议,本文重点对上市公司实施MBO后的派现行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界定过度派现行为的标准,指出并不是所有实施了MBO的上市公司都存在过度派现行为,有些正常的高派现并不等同于过度派现。本文还对上市公司过度派现行为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本文实证研究了2001—2004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政策的两种理论观点——“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利益输送假说“以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的“恶意派现“现象,实证检验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发挥治理、监督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2001—2004年间,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地高于非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地高于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成为投资者构建投资组合的重要标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出现的“恶意派现“现象,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其监督治理职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发生“恶意派现“的可能性越小。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变动信息内涵

对2000年派现高峰之后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变动的信息内涵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2002年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收益同向变动时,公司当年的收益变动是持续性的或当期收益水平能持续下去;现金股利与收益反向变动时,公司当年的收益变动是暂时性的,后期可能发生反转.而2000～2001年现金股利的变动并不具有上述一致的信息内涵,表明2000年之后的派现高峰并不完全由政策变化所致,也有管理层的理性思考,政府监管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