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影响因素与演变趋势分析

我们对中外银行业的利差水平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较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利差（SP）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NP）之间相关性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影响利差变化的重要变量，并且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利差与其呈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关系。因此可能存在一个伴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利差演变路径，而我国正处于利差水平逐步上升的演变阶段，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水平还将持续上升。     

我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合理水平及其结构优化

本文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水平并对利差结构进行分解,并由此认为,目前我国银行利差基本处于一个适中的水平,但是利差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我国银行利差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银行利差作为衡量保持支付机制和中介作用所耗费单位成本的尺度,其水平的高低会对银行运作及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对我国银行利差水平分析及利差结构分解,本文认为,目前我国银行利差基本处于一个适中的水平,但是利率市场化中利差收窄的趋势将给我国商业银行运营带来一定的压力,未来需要促进我国利差影响的因素的进一步优化。     

我国银行利差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银行利差作为衡量保持支付机制和中介作用所耗费单位成本的尺度,其水平的高低会对银行运作及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对我国银行利差水平分析及利差结构分解,本文认为,目前我国银行利差基本处于一个适中的水平,但是利率市场化中利差收窄的趋势将给我国商业银行运营带来一定的压力,未来需要促进我国利差影响因素的进一步优化.     

中国商业银行利差水平及利差容忍度研究

本文从多维度度量了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发现受定价主导权等因素影响,利差波动情况各有不同,中间业务对盈利的影响逐渐增强。通过模拟存款利率上限放开的情况,以2006-2013年为研究区间,测度了我国12家商业银行的利差容忍度,测算结果显示: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转变、效率的提高,对利差收窄的容忍度逐渐增强,但不同银行利差容忍度存在差异。     

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与我国商业银行利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我国17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倍差法(DID)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显著扩大了我国商业银行利差,而存款保险制度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显著缩窄了我国商业银行利差,但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制度对大型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不明显.此外,运营成本、中间业务收入、隐含利息支付、成本收入比等因素,也会影响银行利差.     

中国大陆与港台商业银行利差比较研究

商业银行利差收入一直是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会对商业银行业务结构、社会融资成本等方面产生较大冲击。本文对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大陆地区商业银行利差水平远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利率水平、风险因素是影响利差水平的主要因素。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降低大陆商业银行利差水平的建议,包括完善商业银行管理体制、拓宽商业银行盈利渠道、增强金融市场活力。     

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利差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分析

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地区）的商业银行与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净利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整体来看我国境内银行净利差偏高，但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的银行业净利差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对信贷业务的依赖性以及央行“法定利差”的限制．是我国存贷利差较高的原因。     

基于RAROC模型的存贷利差水平研究

本文基于RAROC模型提出了一个存贷利差定价模型,认为存贷款利差与违约率、损失率、非利息收入比重、费用率、存放款比例和银行实际资金成本有关。利用我国的相关数据求出了各类商业银行存贷利差的临界值,认为从实际利差来看,我国当前的存贷利差水平基本合理。     

利差演进、利差层次与我国利差结构分析

本文从金融学视角揭示了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利差和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利差三个层次，并指出利差三个层次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作者对建国以来历次利率调整进行了综合系统分析，勾画出我国利差变化的轨迹，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人民银行对利差管理从无序逐步过渡到有序。利差体系从扭曲逐步得到矫正，在金融管制环境下实现了利率总体水平的国际化“磨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存贷款利差考虑商业银行收益因素较多，兼顾国际化竞争不足；邮政储蓄转存利差在体现政策性的同时，负效应越来越大；再贷款利差调整频繁和扩张太快，透视出金融宏观调控手段相对单一。     

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银行业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和过程的分析,重点考察了其对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向中间业务转型以及行业集中度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导致存贷利差呈缩窄趋势,但由于贷款占资产比重的提升,改革完成初期对银行净息差冲击较小。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善和金融脱媒的深化,净息差仍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向中间业务转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加强了行业竞争,并提升了行业集中度。     

城市商业银行利差管理系统构建与优化探讨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银行面临利差收窄的严峻挑战。相对于国有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更大。由于现在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而净利息收入仍是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那么如何对利差进行管理,维持稳定的净利息收入、减缓利差下降速度将是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负利率对银行净息差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欧洲主要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净息差是反映银行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对银行业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2004—2017年欧洲负利率地区102家主要上市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对负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的调整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利率降低(提高)会带动银行净息差下降(上升);(2)负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对政策利率调整,尤其是利率下调的敏感性明显增强;(3)不同特质性银行净息差对政策利率调整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规模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银行的净息差对政策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较低,以利息收入、零售业务为主银行的净息差对政策利率变动较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及影响领域的相关成果,探讨了负利率环境下不同特质性银行行为调整差异,为商业银行做好负利率环境下的息差管理提供了客观依据。     

中国利率改革三十年的逻辑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是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深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纵观三十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大体经历了改革起步、大力推进、改革深入和改革攻坚这四个阶段,已经闯出了一条宽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道路。目前,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制度条件上都已不存在重大阻碍,只要继续深入探索,加强研究,把握好节奏,一定能够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     

商业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研究的进展与评述

自20世纪7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利率市场化以来,利率在金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日益明显,净利差也已成为衡量金融中介机构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关于净利差决定因素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对学界关于净利差的测算、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以及在不同区域内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整理。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通过对商业银行净利差各种决定因素的梳理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监管效率,也有助于对我国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宏观效应研究

我国已经形成了市场利率、管制利率并存的双轨利率体系,市场化利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管制利率则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2004年10月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这种抑制有所减弱。同时,在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并存的双轨利率体制下,整个利率体系是割裂的、扭曲的,市场利率信号不能在金融体系中有效传导,因此无法有效引导实体经济的调整。     

Shibor革命及其经济意义

本文主要阐述Shibor的推出对经济的重大意义。文章先回顾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提出推出Shibor的背景,然后分析以Shibor为核心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以Shibor为核心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推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型、促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机制的转型、引导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支出和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等方面的意义。文章最后是简要的结束语。     

中国自然利率之谜与债券市场定价——基于宏观金融模型视角

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普遍存在使用标准金融模型估计的自然利率与宏观方法估计的自然利率不相符的“自然利率之谜”现象。本文分别使用金融模型和宏观半结构模型估计中国的自然利率,发现同样存在“自然利率之谜”现象。我们通过构建一致性的宏观金融模型,采用宏观经济变量和收益率曲线信息共同估计自然利率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寻找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因子是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方面,宏观与金融模型的结合是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趋势。宏观金融理论表明,趋势通货膨胀和自然利率是收益率曲线的基本决定因素,在宏观金融框架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自然利率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金融模型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自然利率之谜”问题,宏观金融模型估计得到的自然利率略低于宏观半结构模型的结果。(2)自然利率对债券收益率有显著影响,模型中增加自然利率信息能够提高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拟合优度。本文对进一步加强自然利率影响因素研究,运用一致性宏观金融模型得到的自然利率信息优化货币政策效果提供了参考。     

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与规则利率的估算——基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的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的再估算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