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值得我国借鉴。针对我国当前出口退税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应从扩大出口退税税范围、完善增值税制和转变征退税机制、清理进口环节的税收减免、加强出口退税管理的法制化建设等几方面进行。     

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矛盾根源及改革思路

2004年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一举解决了累积多年的“欠退税”问题，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客观而全面地分析出口退税行为，立足于现实，着眼干发展，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已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温家宝在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从改革机制入手建立出口退税新机制

国务院10日在北京召开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出口退税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建立高效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提高出口退税管理效率

为了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提高出口退税管理效率,需要从征退一体化、建立完善、规范的出口退税内部管理流程和科学、严密的出口退税计算机信息监控网络等方面对现行出口退税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和调整。     

当前出口退税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矫正举措

自2004年1月1日起，我国对货物出口下调退税率和实行有差别的结构调整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约降低3个百分点，加快了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步伐，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通过对财政税务部门及几家出口企业调查看，实行出口退税改革利弊共存，给外贸企业、地方财政及国库管理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出口骗税的治理对策

出口退税在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正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某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政策采取各种手段骗取出口退税,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弱化了出口退税的杠杆作用。本文从当前我国出口骗税的特点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增值税制度、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体系、建立协调机制和加大惩治力度等治理出口骗税的对策。     

宽松政策下我国出口退税调整效果探析和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明显，为了减缓外贸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政府将出口退税调整作为稳定外贸出口的主要财税刺激手段，连续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税率。本文在对当前出口退税调整新特征、退税收益分配、外贸调节、产业结构升级、财政税收、贸易摩擦等效果分析和评价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困境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宽松政策下我国出口退税调整效果探析和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明显，为了减缓外贸萎缩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冲击，我国政府将出口退税调整作为稳定外贸出口的主要财税刺激手段，连续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税率。在对当前出口退税调整新特征、退税收益分配、外贸调节、产业结构升级、财政税收、贸易摩擦等效果分析和评价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困境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对策建议。     

现行出口退税制度对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出口退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出口商品中所含的间接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使得出口商品以含部分税或者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实施的一项政策。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经历了导入期、成长期,并且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助推器。但现存的问题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需求,需要从法制的、体制的、机制的、管理的等层面增强制度的有效供给,以使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更加完善。     

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就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如何以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为契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促进外贸和经济持续发展等问题，记者采访了财政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效应分析

新一轮出口退税机制对我国的财政、经济均有一定的影响。此出口退税机制将进一步加剧地方保护主主义,不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但将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中国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体制成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科学和民主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前,税制和分税制对政府预算约束有重要作用。中国税制和分税制缺乏内生约束机制,地方政府有空间和激励突破预算框架参与过度财政竞争,使公共预算约束软化。根据公共预算软约束的估计和面板 probit模型,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整体硬化了全国预算收入约束,但导致东部的预算收入约束软化,且未改善预算支出约束。现行税制和分税制下,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投资扩张冲动和专项转移支出依赖是导致公共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机制。     

扩大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探讨：以金融为视角

当世界主要货币不再与贵金属挂钩,又遇到世界主要货币的超发,取消出口退税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同时可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以房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一个合意的金融交易,并将有力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也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     

论提升我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基于对外贸易的视角

税制竞争力是对税收竞争研究的延续、拓展和提升。然而,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不彻底、政策频繁调整、服务贸易不能出口退税、税制的国际协调能力亟待加强等原因,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的竞争力。因此,应以提高税制竞争力为目标,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税制的科学发展,从统一营业税与增值税、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和加强税制的国际协调能力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减税降费背景下预算监督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以制度变革方式实施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降费,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以支定收"保护国民的利益,更会倒逼形成预算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促进国家预算监督体系的完善,真正实现"量入为出"。减税降费背景下强化预算监督,应重塑预算监督理念,重构预算监督机制,完善预算监督路径,建立健全党委、人大、公众以及司法的协同预算监督体制,拓展多元主体参与预算监督、优化预算监督有效性、威慑性的路径,构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间的良性"取予关系"。     

“营改增”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研究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2011-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并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营改增”对地方征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将地方税（营业税）变为共享税（增值税）,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改革对税收努力的冲击受经济发展水平、转移支付额度和税收返还的影响,获取转移支付收入和税收返还越多的地区税收努力下降速度越快。后“营改增”时期,如何提高税收效率,缓解地方财政收入对转移支付和债务收入的依赖性,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财税收入体系的重要问题。     

"特朗普税改政策"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税改使美国成为税收洼地,各国为争夺国际资本竞相效仿降税,加剧了全球税收竞争,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利润转移视角的税收竞争模型,揭示特朗普税改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及赤字约束问题,并运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溢出效应的长短期影响.特朗普税改是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但长期内对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负面影响不断减弱,并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因此,我国应构建国际税务交互管理体制,强化企业税收激励的法制保障,完善税改冲击的应急运行机制.     

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价值取向、政策评估与顶层设计

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泛滥是中国财税领域长期存在且饱受争议的问题,积弊已久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市场资源配置与竞争公平性。2014年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坚决取缔一切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优惠政策,忽视了地方政府利益现实诉求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未全面调整处理好优惠政策背后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导致执行半年的清理行动搁置。因此,接下来的税收优惠清理行动需要兼顾地方利益诉求与央地关系调整,围绕建立税式支出预算监测报告机制,使税收优惠的作用及因此减少的税收收入显性化,并纳入预算管理程序;统筹结合税制改革,调整税收优惠清理路径;研究赋予地方一定税收优惠立法权的可行性,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等顶层设计,以全面深化税收优惠体制改革。     

出口信用保险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我国实施了多项出口贸易鼓励政策。本文对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出口贸易三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并通过VAR模型估计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的实证分析,得出三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同时通过两个因素的实证比较,得出出口信用保险虽然在短期内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还不够显著,但从长期看却是显著的,并且要大于出口退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建议。     

税收调控房地产的正当性及其必要限度——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税法原则反思

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合法性评价,既要关注相关制度的形式结构,即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要关注相关制度的正义价值,即实质正当性问题。就正当性而言,开征房产税是要逐渐地、持续地纠正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住房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体现分配正义;就形式结构而言,房产税改革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而高房价盛行和收入差距扩大化背景下的沪渝两市房产税改革试点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功能,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户籍界分征收对象与减免标准有违税收公平原则;以房产交易价格为计税依据使税收适度原则难以落实。房产税改革应当回归税收法治轨道,以确保政府恪守其调控权运行的必要限度,保护纳税人权利,防止过高税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