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来自深市509家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深市509家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们之间的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影响。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负相关，并且两者存在正“U”形关系。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制衡能力较弱，并没有充分利用外部审计约束的作用来保护其他股东的权益。     

股权结构、行业竞争性与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根本反应了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价值的实现.以市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结构为解释变量,利用平行数据模型解释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对竞争性相异的不同行业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说明行业竞争性在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同性质的股权对于企业价值的作用方向存在明显差别,少数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更为有利.     

股利政策、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我国2005年-2007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面板数据），从公司成长性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影响。具体检查了现金股利和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的计量关系，经验结果表明：中小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激励，公司成长性不能弱化第一大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牵制，甚至存在附和第一大股东的倾向。     

监督,抑或共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扩展LLSV(2002)的模型,在监督与共谋的视角下分析了大股东之间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模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虽然能够起监督作用,但也可能与控股股东达成共谋以分享控制权收益。     

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审计约束有效性的影响

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审计约束乏力的情况下,集中持股、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基本为非流通股)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掩盖实际存在的问题,避开外部审计约束；而此时,其他大股东很有可能不选择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审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发现控股股东的财务粉饰和造假行为,提高外部审计约束的有效性。此外,持股比例和制衡能力的消长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使得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制衡度和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表现为正“U”形关系。     

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的经济后果——基于“武昌鱼”的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武昌鱼的案例,从国有上市公司部分民营化后国有法人大股东的高管和民营大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出发,揭示武昌鱼重组之后业绩恶化的公司治理因素,并对两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合谋掏空现象,从制度背景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企业投资行为

通过分析分散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所带来的两类代理问题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笔者发现．制衡型股权结构有助于解决这两类代理问题所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但多个大股东也可能进行合谋，形成控制联盟，共同分享控制权私利，从而使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大股东“隧道挖掘”下的审计合谋历程审视

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世界性公司治理难题。大股东在特定状态下会成为企业剩余控制者而选择与审计师进行合谋,购买审计意见。文章在对股权结构与外部审计监督相关的中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大股东"隧道挖掘"下的审计合谋的博弈过程、演化历程进行剖析,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分别提出了审计合谋的规制策略。     

浅议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治理

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获取私人利益,财务报告舞弊是隐瞒大股东行为的手段。本文从大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着手,研究股权结构与舞弊之间的相关性,从股权制衡与培育大股东诚信义务方面提出了治理大股东行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