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理论对中美汇率政策的解析

在中美两国经济不断交融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日益严重。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近17%,但对美贸易顺差仍旧持续。从博弈理论视角对中美两国的汇率政策研究分析,得出三点结论:单纯运用汇率工具调节两国的贸易,会形成双方谈判力量的"掠夺性"均衡;汇率与贸易政策冲突,贸易政策会将汇率政策变动产生的效应抵消;非经济因素使中美汇率博弈形成暂时均衡,但不稳定。     

中美汇率博弈的根源、过程与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人民币汇率正日益成为中美两国彼此竞争、争夺与博弈的战略性新领域之一。政治选票说、贸易争端说、国家战略说、债务稀释说和利益集团说相继成为解释人民币汇率中美博弈的内在根源。中国的应对之策是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适度波动,进而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博弈论分析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持续已久,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中美两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选择.从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考虑,经过反复博弈,美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逼迫只是一种威胁,中国政府会选择让人民币缓慢升值.     

协调推进中国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正中国汇率改革轨迹2012年以来,贸易顺差收窄、美国经济复苏带动美元可能中长期走强、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比例下降均表明,中美汇率可能接近均衡;另外,欧元持续弱势,人民币兑欧元存在升值动力。因此,扩大人民币兑不同国家的汇率弹性有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是下一阶段推进汇率改革的现实选择。中国汇率改革的历史经验     

假如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怎么办？

随着中国GDP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利器。如何看待这场汇率之争，人民币汇率最终会何去何从，广大的涉外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

本文从国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包含中美利差和体制转型因素的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错位程度,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从1997年～2007年,人民币汇率并未显著偏离其均衡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条件、国有企业比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而开放度则表现为负向冲击。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汇率表现为正向冲击,而在短期内表现为负向冲击。中美利差在长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在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冲击。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汇率波动对中美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4-2008年的季度数据,利用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并利用VAR模型建立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模型,从而测算出实际汇率错位水平,进而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以及汇率波动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主要是因为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出口厂商预期利润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来源于与汇率波动相关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实际汇率错位水平对中美出口贸易则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进化博弈论对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分析

应用进化博弈论分析中美两国政府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选择,得出的基本结论为: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调整,中国政府会选择让人民币缓慢升值而美国政府并不会对人民币汇率采取逼迫策略。因此,长期来说,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只是一种威胁行为。     

人民币汇率“压迫性升值博弈”的演变及中国对策

人民币汇率＂压迫性升值博弈＂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促使我们必须用更宽的视解、更广的维度考量这一牵涉全局的热点问题。要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稀,客观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影响,认清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动因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面临的约束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优化人民币汇率政策,设计相关的结构调整策略。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汇率操纵——基于中美贸易顺差的VECM检验

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顺差日益扩大,中国被指"操纵"人民币汇率。本文将通过构建VECM模型,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及国民收入纳入统一的框架来综合分析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真正原因,以此说明中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发现中美贸易顺差主要由国内经济驱动,而不是汇率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汇率操纵"。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看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管理

美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作为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债券持有者仍然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债,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与美元挂钩,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主要以美元结算以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无法改变均导致外汇储备被动积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一旦我国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将引起全球外汇市场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并最终危及我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美债危机表明我国经济对美国高度依赖,并凸显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对高额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测算与失调程度分析

基于国内外关于均衡汇率的相关研究,选择由Montiel提出的ERER改进模型,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并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H—P滤波技术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测算,研究人民币汇率是否失调。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开放度、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错位修正机制存在,自我修正功能较强。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小幅高估,所以国外提出让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观点不切实际。     

利差、美元指数与跨境资本流动

一般认为跨境资本流动由利差决定,政策制定也强调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指示意义。但本文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历史上主要是由套汇而非套息资本决定,且套汇的显著指标是多边美元指数(DXY)而非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之谜”。我们提出,汇率影响大于利率且多边汇率影响大于双边汇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历史上波动幅度较小,及时和充分反映中美基本面的分化还不够。美元指数是市场指标,能够预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走势,进而驱动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分化不仅决定中美利差,还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美欧、美日经济基本面的分化,进而略有时滞地驱动美元指数。因此,中美利差在统计意义上是美元指数的同步甚至略微领先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仍要关注利差。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中美利差和美元指数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解释力都会边际减弱。     

汇率敏感性会影响企业贷款利率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数据,测算了企业价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汇率敏感性(企业价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对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汇率敏感性与企业贷款利率之间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拥有境外收入、境外投资和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存在密切银企关系、较大的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以及抵押品价值较低的企业,汇率敏感性与贷款利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贷款利率将会更加显著地反映企业的汇率敏感性特征。这种效应对于存在海外业务、银行更了解借款公司信息,以及违约可能性更高的公司更加明显。本文研究对于增强我国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企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人民币升值能否促进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FAVAR模型,根据中美两国1985-2010年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民币升值能否纠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口退税和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带动作用显著,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反向调节效果不明显;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跨境资本在中国境内存在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预期和套利收入,能够有效削弱国际资本对购买力损失风险的敏感性,使得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在人民币升值作用受到制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银行在追求宏观经济目标时将面临"三难选择",希望通过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效不明显,应通过结构调整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中美双边汇率对美国消费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人民币升值的价格传递效果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已有学者利用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关国对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等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极低的结论。本文选择美国与我国贸易品相关性较高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利用2005年7月至2008年10月之间的月度数据，采用Johsen＆Juselius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期间中关双边名义汇率变动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中关双边名义汇率波动对美国消费物价的影响是显著的，长短期传递系数分别为O．1871、0．1917，并在此研究中得到几点政策启示。     

多重均衡模式与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

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已进入多重均衡状态。在给定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累计较大顺差、人民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的情况下,市场预期变化仍有可能对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巨大影响。这也可以解释当前我国国际收支特点和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随着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境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演变,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     

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关联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描述人民币与美元双边实际汇率和中美贸易关系的出口模型,采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探讨双边实际汇率、日元与加元作为竞争国的汇率以及进口国的实际GDP水平对中美各自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为实际GDP的增长,对美国的出口影响不大,甚至出现负相关;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出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从中获得的好处比中国要多;在竞争国的对比上,加元比人民币更具优势的影响是显着的,而日元比美元更具优势的影响不明显。人民币汇率升值应采取渐进的方式。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