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困惑。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使得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升高。这意味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     

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股权激励措施对不确定环境引起的管理者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者风险的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减弱代理问题,因此考察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应该首先直接考察它能否缓解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然后才是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利用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两个层面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抑制投资不足行为,却加剧了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由此而带来的以ROA衡量的公司绩效改善也并不显著,这从两个层面说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高管股权激励、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资本成本研究

合理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能对约束经理层的自利和短视行为起到积极作用,从而达到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并未显著降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管理层权力,增加了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实施内部控制审计,能够抑制股权激励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股权激励机制从激励和监督两方面完整实现委托代理机制带来的治理目的。     

高管报酬激励与OFDI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以制造业OFDI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比较分析的视角,在高管报酬激励划分为短期的货币薪酬激励和长期的股权激励两个角度的基础上,研究了制造业OFDI企业中高管报酬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显著地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在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情境中保持一致。本文研究为优化中国新兴经济体OFDI企业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OFDI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提供理论借鉴与管理启示。     

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及内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实行股票增值权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激励模式公司的投资量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满足内生决定关系。     

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5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风险偏好和管理者从众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从众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过度自信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均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尤为严重;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非过度自信管理者适当的风险偏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要想提高公司非效率投资管理应从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入手,重点培养其避免从众心理,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对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还需要培养其适当的风险偏好。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率的影响。选取2006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公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市场对于股权激励的反应是积极的,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的提升,市场反应显著。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与研发投入关系分析

以2008~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3SLS回归分析以及DID模型,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而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对于股权激励具体方案的分析表明,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与研发投入有弱相关关系,行权条件当中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但是相对绩效指标的使用则对于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思考

在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大背景下,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薪酬激励制度与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备受关注.股权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有效配合.而我国现行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未能有效地引导、促进股权激励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目的与股权激励目标有冲突;二是股票期权计划分类不科学、税收政策导向不明确;三是授权日或行权日纳税的规定影响股权激励效用的发挥,极易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股权激励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五是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有关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不协调.文章回顾了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已有研究,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征税的国际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 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

依据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告股票期权计划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数据,考量股权激励计划契约结构对其激励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中高管激励比例、行权价格、绩效条件严格度、激励强度及激励期限均将对其激励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上市公司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契约时,应适当扩大高管激励比例、提升行权价格、提高绩效条件严格度,增加激励强度、延长激励期限以增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效应。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We argue that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can account for corporate investment distortions. Overconfident managers overestimate the returns to their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view external funds as unduly costly. Thus, they overinvest when they have abundant internal funds, but curtail investment when they require external financing. We test the overconfidence hypothesis, using panel data on personal portfolio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Forbes 500 CEOs. We classify CEOs as overconfident if they persistently fail to reduce their personal exposure to company‐specific risk. We find that investment of overconfident CEOs is significantly more responsive to cash flow, particularly in equity‐dependent firms.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影响企业风险吗？

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战略,企业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2016-2018年A股市场参与精准扶贫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精准扶贫参与水平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精准扶贫的参与水平越高,其股票市场风险越低;(2)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越强;(3)制度环境越薄弱的地区,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程度越大;(4)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精准扶贫提高了企业声誉、资源获取能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本文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既响应国家号召,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又有利于降低企业风险,能够获得承担社会责任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     

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借鉴 Aivazianetal 简化投资模型建立了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基于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不同产权属性和不同规模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会促使投资增长,而股权融资会减少投资,内源性融资与投资行为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国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更加积极;大规模房地产上市公司受外部融资约束更强。为此,应完善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