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口商品反倾销形势的实证分析——基于RCAD模型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纷纷采取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阻止中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一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形势会越来越严重,而另一部分的研究则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贸易壁垒制裁的规模没有扩大。通过近九年反倾销指数RCAD的变化值进行分析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目前商品出口的反倾销形势是趋于好转。     

汇率波动、金融市场化与出口

本文基于高度细化的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地层面海关出口交易数据,考察2002-2009年间汇率波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中国与目的地汇率波动增加时,中国企业出口额、出口产品的种类都会显著减少,并且在产品结构上企业出口会更多集中于核心产品,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抑制汇率波动的负面作用。当金融市场化水平从平均值提高10%,企业出口额、出口产品种类、产品集中度相对于汇率波动的弹性分别降低30.4%、37.5%和35.7%。本文在微观层面上为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降低信贷约束提供了支持。     

国际经济法视阈下中国应对钢铁行业反倾销的策略研究

近年来中国钢铁行业遭遇反倾销制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数量逐年上升、制裁年限延长、品种趋于集中、制裁地域扩展、反倾销税大幅增加等方面。我国钢铁行业当前应对反倾销方面存在反倾销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应对连锁反倾销能力差、行业内部企业间缺乏协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应当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钢铁贸易中的作用,建立国家层面的钢铁反倾销预警机制。我国国内企业应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质取胜,调整出口钢铁产品结构,调整产品出口经营策略,积极、灵活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     

探讨我国出口企业的反倾销会计

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反倾销调查,给我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反倾销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企业产品出口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反倾销会计是反倾销诉讼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介绍了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反倾销的现状,就反倾销过程中所面临的会计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探讨我国出口企业的反倾销会计

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反倾销调查,给我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反倾销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企业产品出口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反倾销会计是反倾销诉讼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介绍了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反倾销的现状,就反倾销过程中所面临的会计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策略——以浙江裕华公司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且涉案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金额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在面对国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时败多胜少,损失惨重。文章分析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现状,探讨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的策略。     

我国钢铁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深A股钢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也是钢材产品出口大国。近年来,我国钢材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频繁遭遇反倾销,导致钢铁业的发展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本文以沪深A股钢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钢铁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后WTO时代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世界整个经济虽在复苏,但整体经济发展缓慢。为了是中国的出口企业能够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更好的发展,本论文通过列举法、文献资料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列举了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出口企业遭遇贸易摩擦的产品,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出口企业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及出口企业的贸易主要一般贸易为主,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主力为民营企业,使得出口企业容易遭遇贸易摩擦的影响,外部环境下各个国家都竭力挽救本国经济的发展,以出口代替进口,同时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施加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减少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额。所以,本文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出口企业来讲主要是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与流向,注重对产品的品牌与专利建设,更重要是注重企业的科学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从外部环境上讲,政府要积极低参与间的协商与谈判,为出口企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同时还要从立法、金融、审核标准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最终使得出口的出口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水平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国际反倾销及我国的对策

中国遭受反倾销指控案件的特点是：倾销指控案件增加速度快，所涉国家多、范围广、产品种类多，遭受指控的企业多、金额大、损失严重。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国内部分出口厂商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中国企业应诉积极性不高及中国的外贸关系不易牵制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是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指控的主要原因。为此，要积极调整出口战略，整顿出口秩序，做好国际市场调查，加快反倾销机制建设，加大政府交涉力度。此外，反倾销一旦发生，企业要积极应诉。     

浅析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国外反倾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往来,特别是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但同时在国际市场上我国是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本文解释倾销与反倾销的概念及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现状,并分析我国出口产品遭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国外反倾销。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双边出口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弹性理论测度及解析

近年来,汇率与出口弱相关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考虑全球价值链带来的供给侧联系和第三国汇率效应,使用双边出口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弹性指标对双边层面的相对价格竞争力与出口关系作出新的测度和结构贡献度分解。研究发现,对相对价格竞争力与出口关系修正后测度的双边出口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弹性值显著为负。出口对修正的汇率变动依旧富有弹性。“汇率对出口影响弱化”并没有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和双边汇率表现的那么严重,更没有出现“贬值抑制出口”等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反常情况。双边出口全球价值链实际有效汇率弹性结构分解贡献度结果显示,伴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和地位的提升,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由相对价格变动引起中间产品结构变动对总弹性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中国零部件贸易比较优势与技术含量：结构与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5位数分类349种零部件产品的比较优势与技术含量指数,考量中国零部件产品出口与技术结构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中国零部件产品的比较优势与出口技术含量均有所提高,其中,高技术含量零部件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尤为显著。结论表明,中国零部件贸易正在经历从低技术含量零部件产品出口到高技术含量零部件产品出口的出口转化阶段。中国零部件的出口结构仍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人民币预期汇率变动与虚假贸易——基于套汇视角的分析

虚假贸易对国内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受到了密切关注。本文基于2010—2012年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月度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出现单边预期以及资本管制的大背景下,企业出于套汇动机而进行的虚假贸易行为。本文发现远期汇率升值显著促进了产品出口额增加,并且这一现象对于高价值重量比的产品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虚假贸易行为更倾向于出现在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2012年汇率改革增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了企业跨境套利的成本,汇改之后企业的虚假贸易行为得到明显抑制。此外,远期汇率升值同时提高了虚假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的虚假贸易问题,并对打击虚假贸易活动提出相关建议。     

汇率波动对出口稳定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的作用

本文在一个市场渗透率内生决定的框架中讨论汇率波动对出口稳定的影响。基于包含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分析，发现汇率波动会影响出口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以及企业在出口市场的进入退出决策。平均来看，汇率波动会引起企业出口金额的下降以及更多(少)地退出(进入)市场。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其他企业，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对中间品进口更少以及小规模出口企业更明显，而中间品进口可以对冲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本文使用我国海关进出口交易数据对汇率波动如何影响出口稳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本文的政策性含义是，只要企业能够更加深度并优化对国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汇率弹性增强并不会对其出口带来更大的汇率风险。     

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重新评价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利用出口增加值分解,运用WIOD数据库2000-2014年间投入产出数据和SEA就业数据,重新度量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带动和挤出效应。结果表明：美国直接出口中国所带动的本土制造业就业人数要高于服务业人数;就业挤出中,中国出口美国主要挤出的是美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其他类型的行业就业挤出相对较少;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的整体效应为正值,中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和总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

出口频率作为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出口扩张的新边际,也是出口变化的“晴雨表”。本文在随机存货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频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采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频率,且这一影响存在部分惯性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成本、存货成本和市场需求波动共同影响企业出口频率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传导渠道,占比达到19%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目的国、产品和企业异质性,会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产品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频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出口频率的变化趋势,合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