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构建及其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

货币状况指数本质上是一种用于衡量货币紧张与否的指数,它等于利率和汇率相对于基期变化的加权和,将利率和汇率纳入对货币环境的影响因素。由于货币供应量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特殊作用,本文拓展货币状况指数的概念,综合考察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三个因素,以1993-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在估计中国总需求曲线和菲利浦斯曲线之后,构造反映中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货币状况指数,对货币状况指数进行测算,通过将所测算的货币状况指数与样本期季度实际GDP累计增长率,及CPI走势关系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货币状况指数变化基本能反映中国的货币环境"松紧",中央银行有必要估算并公布中国货币状况指数,将其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参考指标,减少货币政策决策的失误。     

我国养老金体制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非货币资产价格、信贷配给和汇率这四条主要途径起作用.郭菊娥(2001)对我国1984-1999年贷款规模和利率与H0、H1、H2和投资序列增长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进行传导,实际利率机制的作用效果相对比较弱.     

基于不平衡面板的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构建

实证分析表明,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采用不平衡面板技术构建的我国包含40个金融变量的金融状况指数．与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金融状况指数相比预测效果更好;进行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及信贷传导渠道不通畅,居民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项目不健康,对于金融风险抵抗力较弱。货币政策通过调节利率、汇率及货币供应量来调整宏观变量的效果较好。     

我国养老金体制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非货币资产价格、信贷配给和汇率这四条主要途径起作用。郭菊娥(2001)对我国1984—1999年贷款规模和利率与M0、M1、M2和投资序列增长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进行传导．实际利率机制的作用效果相对比较弱。该分析未涉及1999年后数据，1998年我国取消贷款规模限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理应逐渐显现。但在我国，利率传导机制作用弱化还与养老金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我国货币条件过于宽松

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市场参与常常通过货币信贷增速的高低来判断货币政策的松紧，这种理解不仅过于狭隘，而且存在偏差，并可能导致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误判和错误的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除货币数量指标外，利率和汇率变量均影响经济增长，这说明货币政策条件不能仅由货币供应或贷款余额等货币总量指标的增长来衡量。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总量指标、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产出均具有显影响(见表1)。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研究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包括利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等。本文主要讨论其中的信贷渠道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2000-2008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经济的。另外,我国的信贷传导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更好的发展。     

总部经济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按照货币传导的金融中介变量来划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总的来看,上述传导渠道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但是,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实证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在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会使得信贷渠道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货币当局要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疏通信贷渠道。积极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正反映资金供求价格。稳步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由数量目标向价格目标的转变。随着利率完全市场化目标的实现,利率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利率与贷款的关系以及利率与投资和实际产出的关系将会变得明确,因而货币政策——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投资消费、产出的传导路径能使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更好。     

中国货币条件指数的构建及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货币条件指数作为反映一个国家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自1994年由加拿大银行首次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选取1998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间共55个季度的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信贷规模缺口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单方程估计法,通过构造总需求曲线,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各解释变量的权重,得出我国的货币条件指数。并通过分析,对比我国汇率、利率、信贷规模变动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验证我国货币条件指数对实体经济变动的解释能力。     

货币政策冲击、汇率波动与国内宏观经济——基于TVP-SV-VAR模型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形式上已经完成,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在加速推进,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明显。过去,学者们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对汇率传导渠道的研究不多。从研究方法上,多使用传统的VAR模型,并未考虑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可能对模型中参数的影响。采用带有时变参数的结构VAR方法,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汇率波动与国内产出和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结论表明:一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带有时变性,使用传统VAR方法进行分析并不恰当;二是货币供应量与国内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减弱,不稳定性增强;三是当前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仍然存在较强阻滞。     

货币替代和反替代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货币替代和反替代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国当前同时存在着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其中货币替代的程度在不断下降,而货币反替代的程度则不断增强。通过构建包含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的粘性价格货币模型,本文运用回归方法检验了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程度。结论是,货币替代和货币反替代都会影响到我国的货币供给,进而会降低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货币替代的影响更加强烈。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中国居民货币需求结构及其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影响

失业率对中国居民货币需求量存在显著性关系,证券收益率与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对货币需求存在不同层次的影响。M2的动态模型显示,失业率、利率及市场化率一期滞后值对M2有显著性影响,当期居民收入及其一期滞后值也对M2有显著性影响。因此,中国货币当局应充分关注利率、失业率以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对微观主体——居民货币需求的影响,以使货币政策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发行权责与全球经济“双失衡”的历史与逻辑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起源于货币虚拟化而引起的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的区分。这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大行国际货币发行的权利、而很少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提供了条件,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长时间的失衡将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加以纠正。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判断及货币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一个通货膨胀的通道之中,但中国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货膨胀具有不同以往的外源性特征,其中包含了美国美元贬值阴谋。正因为中国通货膨胀仅仅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承担着全球性通货膨胀成本,因此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并非中国的"家务事"。在此背景中,针对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中国不能急于求成,而只能顺势而为,以财政政策为主,来弱化通胀之负作用。货币政策作为辅助性政策,仅需要保持从紧状态,避免信贷失控即可。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内涵之一是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中,政策利率尤其是再融资工具利率能够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本文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刻画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时变特征,从理论上讨论利率市场化程度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之间的内生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基于时变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发现:(1)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是一直上升的,改革可能会曲折迂回。(2)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动态政策效应,多种改革政策共同推动渐进的利率市场化,但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形成、传导与调控机制,理顺不同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疏通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潜力。     

货币政策中介与目标关联性的历史变迁与现实选择

美国以实际利率代替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货币政策中介,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最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欧央行以欧元区核心货币增长(M3)为货币政策中介,以保持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使得货币政策中介与货币政策目标长期保持高度关联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与目标具有一定关联性,但近年两者关联性逐渐减弱。货币政策研究及实践表明,保持币值稳定应当是今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理想选择,当前货币政策适宜选择微调并尽快向稳健货币政策回归,结构调整新要素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效力。     

中国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汇率浮动:影响和启示

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中国货币对大多数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浮动汇率并非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在汇率大体持续贬值情况下,中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汇率贬值有利于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侨汇流入,弥补贸易逆差。关键问题是中国货币状况乃至整体经济活动受制于白银数量,容易大起大落。当前中国汇率弹性有待提高,对货币调控造成较大制约。我国汇率浮动早已有之,不必过于担心,中国完全具备主动加快汇率改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