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渐进逻辑

本文旨在从多角度探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改革策略。文章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逻辑;第二,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并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并非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么急迫;第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生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一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     

中国信贷制度变迁及共逻辑：一个视角

本文从信贷与国有企业、财政关系的变化这一视角，考察了中国信贷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内在逻辑。中国信贷制度在从计划信贷制度走向市场信贷制度的过程中，信贷功能逐步由单纯的、从属于财政的货币分配角色向资源配置和融资功能回归。对应于信贷制度的变迁，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也由行政性信贷配给逐步向市场性信贷配给转变。这种转变直接影响银行信贷结构、信贷规模的变化和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理解中国信贷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了解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微观运行与宏观效应的基础。     

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选择和具体实施步骤

中国银行业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但改革侧重点应放在银行产权方面还是银行业的市场方面则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本文通过从银行业效率的提高、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银行业制度变迁的绩效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在现阶段产权改革应优先于市场改革的结论。作者还具体设计了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三个步骤：第一步，通过结构重组，分立出公司制的优质子银行；第二步，对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引入有实力的民营经济主体和境外战略投资者，构造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改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第三步，推动商业银行上市，对商业银行实行民营化，最终实现国有股的退出。     

重新认识国有银行的作用与改革方向

在应对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包括美英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用过银行国有化的措施。因此,一些人提出疑问:到底是国有化还是市场化才是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本文通过引入国有银行的自生能力与国有银行完全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拓展了国家效用函数模型,并以此对各阶段中国国有银行的作用及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转轨时期国家控制国有银行,既是国家效用函数的体现,也是由国有银行不具备自生能力的条件所决定的;但随着国家控制国有银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因素完全退出国有银行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效率与绩效

基于前期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的制度路径变迁,当前中国国有银行业的变革存在着两大制度特征,即国家垄断金融产权与强政府金融安排。这两大特征互为表里,相互维持,导致的改革滞后引发了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率及种种弊端。为了打破已然形成的"战略性互补",明确国有银行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明晰的政企关系是完善的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而完善的产权制度恰恰是当前所进行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的必要前提。     

发展民营银行的必要性与途径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民营银行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它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瓶颈。发展民营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主张采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与重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革双管齐下的方针发展民营银行，一是对现有的国有银行或准国有银行实行民营化改革；二是重组农村信用社：三是新建一批真正的民营银行．     

国有银行改革中的自增强机制：提出与解读

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存在利益沾滞并陷入了胶着状态，已被锁定于低效的劣等均衡；内生于经济、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干预机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是国有银行改革掉入陷阱的诱因。因此，破除行政干预机制，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其他各项改革成功推进的前提，也是提升整体经济素质的前提；而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做一个“客户导向型”政府，则是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的效率变迁:金融功能视角

关于国有银行效率的已有研究大都缺乏中国制度背景,只是简单的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只具有短期性,并且由于期限、模型和代表变量的选择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结合我国的经济制度,从金融功能视角对国有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国有银行具有市场金融功能与财政替代功能双重属性,这两种功能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国有银行在不同阶段的效率。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应重视国有银行功能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耦合性,与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也纳入统一框架,共同推进,以避免银行功能财政化。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和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转轨体制中，作为外生性金融中介安排的逻辑延伸，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继国有银行之后．支持渐进转轨的重要一环，转轨体制也内生出了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逻辑起点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存在的内在关联，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不可避免地具有低效率，而且产生了三重道德风险和双重不当处置。在这一制度背景下，资产管理公司转型需要遵循渐进的逻辑；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应分别组建政策性和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     

解析国有银行改革“幻觉”

2005年，对于中国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的年末，以又一轮政府注资和推动上市为标志，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踏上了新的改革征程。从改革伊始至今日，人们对此次改革普遍寄予厚望，并因其为“攻坚战”而充满更多的期待和想像。实际上，这样的改革尝试以及对人们心理预期的“撩拨”在以往的改革历程中并不鲜见。但是，让笔者逐渐感到不安的是，在国有银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步骤先后得以顺利完成的鼓舞下，上述期待在理论界很快凝结成对此次改革绩效的乐观情绪，甚至推动原本相对“保守”和渐进的改革设计逐步转变为乐观而“激进”的改革操作。在中国特有的政府主导型的改革逻辑之下，一项改革计划一旦被制定出来，便会通过“自上而下”的特有路径安排而得到迅速有力的贯彻与落实。因此在政策被敲定前，净静审视、多方权衡、谨慎把握，探索建立“好”而“有用”的制度设计，一定是必不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