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适理解法律东方主义何以可能

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旨在揭示的只是对“中国有法与否”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西方人对其答案如此在意的认识论根源与政治根源，并未触及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问题，更谈不上所为此举是在为当下中国法的任何具体观念进行的辩护与背书。如何界定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未来将呈现何种样态，本质上仍是一个译介政治问题，需要仰赖于中国知识与政治精英未来的耕耘与塑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尽可能摒弃褊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倾向，需要解决好如何认真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政治共同体软硬实力的均衡匹配。     

“想象”他者与“虚构”自我的学理表达——有关《法律东方主义》及其中国反响

《法律东方主义》一书是美国学者络德睦近年来的一部比较法论著,翻译成中文后引起了中国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此书将前人"东方主义"中国中心论"等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提出了"法律东方主义"的概念,虽然理论的原创性不算太强,但也对不同文化比较中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对于西方人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尤其是对"东方"的重新认知具有很强的警醒作用,对于东方世界存在的"自我东方化"现象同样有警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不能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成为"政治消费品"。因此,对此书在中国的讨论和可能的"政治化"应该保持警惕。     

法律帝国主义、法律东方主义与中国的法治道路

"法律东方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它旨在批判和解构西方法治话语自我建构出来的"普世性",还原其地方性和相对性。在否认东方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法律传统,将东方视为有待西方去殖民、去传播福音和文明之对象的同时,西方丧失了通过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来完善其自身政治—法律文明的机会。对于中国法律人而言,法律东方主义这一分析视角的意义并不在于让我们用西方人自己提供的武器来揭露"西方法律的虚伪性",而在于帮助我们破除"自我东方主义"的困境,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去建构体现文明主体性的法治话语。     

理性对待中国的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法律东方主义”的启示

关于中国法律的"东方主义"认知是一种对中国治理模式非常系统化的误读,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化偏见。它提醒我们警惕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存在、也将继续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观察和研究的感情化,使得人们对于中国治理模式(包括中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和理解常常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褊狭状态,即简单化地用"无法"反法"或者"超法"来概括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而无视"有法"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法律的"东方主义"不仅仅在知识上让我们误读了中国,也在政策上误导了中外的政治家。本文呼吁理性对待中国法律制度实践中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四种现象共存的状态。     

从东方主义角度解读《喜福会》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从东方主义角度出发,借助"他者"这一概念,分析了《喜福会》中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传统信仰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人无所不吃,并且吃法野蛮;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风水,五行等,从而得出中国人被认为是野蛮的,愚昧的他者。作者谭恩美这些有意识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国文化在边缘文化中的他者地位。     

为法律道德主义辩护——从侮辱尸体罪切入

将严重侮辱、损毁尸体行为犯罪化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然而,自由主义犯罪化立场坚持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穷尽犯罪化的正当事由,侮辱尸体罪不能通过这一立场得以辩护。基于新自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则主张,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手段回应侮辱尸体的行为。要证立这一立场,关键在于通过建构“人类尊严”和“共同善”这两个核心概念,说明侮辱尸体行为的道德属性和国家强制干涉的正当性基础。人类尊严是一类重要的共同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维护和促进共同善。侮辱尸体侵害人类尊严,因而是一种严重的公共道德不当,国家有责任通过刑法对这一类行为做出适当回应。因此,法律道德主义能为侮辱尸体行为的犯罪化提供最佳辩护。     

“税收法定主义”观不符合中国国情

近些年,财税法学界有人极力主张、反复宣传"税收法定主义",认为在推进税收立法和制度建设中必须强调税收法定主义,这其中的"法"是指法律,并不包括行政法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中国国情。     

职业主义导向的国际法科人才培养改革

随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正式把国际化列入法学教育的主要战略之一,以职业主义为导向的国际法科人才培养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除了更为科学合理地规划和构建法科院校国际化办学观测指标体系,中国法科院校的国际法科人才培养,还应特别关注国际化法科师资的建制化引进及合理使用配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体制内外进行更具市场适应度的改革和探索,主要包括面向国内生源的法科院校阶段及毕业后的"两段式"进阶过程更为精细化的涉外法科人才培养,以及面向境外生源的涉外法科人才关键性的体制内改革、国家留学规划的功能清晰及落实、提供更为优质的留华法学学位及过程优化方案等。     

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下)——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

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正>一、引言(一)机构投资者与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实践美国早期由于法律和政策等限制,机构投资者多奉行"华尔街准则",对公司的经营与治理漠不关心。政治家们出于迎合大众反对财富集中的情绪,制定各种法律来控制财富的集中,对机构投资者也实行非常严厉的歧视性限制。例如,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规定,养老基金不得将10%以上的资产投向缴纳养老费的公司,否则将失去免税待遇等。而且如果这些机构投资者公开地介入公司     

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在西方启蒙主义坐标系之上

墨家的刑事法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皇冠上的一颗外观相对暗淡但内核极其丰富的明珠。条分缕析而言,墨家著作中已经隐约蕴含了犯罪形成之原因、违法性判断之依据、犯罪认定之标尺、刑事处罚之目的等现代刑法的价值构造;除此以外,罪刑法定主义、人人平等、自助行为正当化等理念在《墨经》中亦可初见端倪。以上思想往往被认为滥觞于欧洲民主启蒙时代,故本文对墨家的思想光芒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等进行比较范式的解读。     

什么是立法意图 ——德沃金论意图主义法律解释

意图主义是遵循“立法意图”来解释法律的实践?什么是“立法意图”,乃是意图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立法意图”在性质上属于“解释性概念”,关于什么是“立法意图”,人们可以形成多种相互竞争的“观念”?“言说者意义”理论为“立法意图”提供了最为流行的一种观念,即将之理解为立法机构中个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德沃金批评这种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实情不符?从他对意图主义实践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种立法意图的新观念,即将立法意图理解为立法机构本身的?而非立法机构中个体成员的“信念”?由这一新观念构成的意图主义理论,能够克服传统意图主义理论的某些实践困难,因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法律解释的实践?德沃金对于立法意图概念的讨论也为意图主义理论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契机?     

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

正统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由于该范式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分析框架 ,因此在财务理论建构和财务实践上均有一定缺陷。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和制度性 ,决定了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进行理论耦合的可能性。解决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 ,需要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重大转变。     

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金融性质异化的法律规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我国服务"三农"的主力军,是传统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是,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金融性质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偏离预设轨道,异化问题较为突出。农村信用社异化主要表现为股权异化,经营方式异化、经营目标的异化。法律是规制农村信用社异化的基本工具。我国应完善相关法律机制,以乔正农村信用社异化现象,为三农问题破解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兼议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

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与社会运动"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为当代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也暴露出了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陷。本文通过追溯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从"差距研究"到"文化转向"的发展史,以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兴起为主线,对这一法律社会学重要学术传统的基本理论立场、意识形态倾向与社会文化语境进行论述、批判和反思。文章的结语部分以此为鉴,对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提出几点评论和建议。     

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上)——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

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事物本质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

加强法律本科生职业能力培养已经成为法学教育职业化导向下的必然选择,"事物的本质"作为法学思考的基础范式,可以避免纯粹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的危险性,弥补法律漏洞。法律本科生在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加强学术能力培养,更应加强职业能力训练。     

反思起诉书一本主义

起诉书一本主义所代表的预断防止理念,是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制度发展的当然结果。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本身不注重防止法官预断,但直接、言词原则,辩方阅卷权与心证公开等制度,同样使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得以贯行。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阅卷审判"现象,与法官预断无必然联系,起诉书一本主义不能确保庭审实质化。中国的改革适当借鉴职权主义的做法。     

重刑主义初探

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其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在是由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对当代中国的刑法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针对我国古代重刑主义的长期存在原因及其对当代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作以简要的探析.     

法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法律金融理论研究述评

法律金融理论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法律金融理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宏观法律金融理论和微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金融理论对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过分推崇英美法、研究范式单一、对转轨国家经验研究单薄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