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审查举证规则研究

必须严格审查刑事电子证据的收集过程中主体是否适格，严格审查电子证据的来源。对刑事电子证据的法庭举证，应当立足我国现有的诉讼规则，充分重视刑事电子证据的特性，在现有的或可预期达到的设备条件下进行分析。     

可接受性论证： 行政裁量的治理新机制

致力于在行政过程中通过理性商谈促成合作治理从而具有实质法治趋向的现代行政法立体式发展图景,蕴涵着“过程—效果”的行政裁量治理公法哲学旨趣,这一旨趣型塑了行政裁量“论证—可接受性”治理新机制的内核。“理性的可接受性”是行政裁量治理效果虽非唯一却行之有效的衡量标准： 依其强式理论,行政裁量首要的是获得遵守理性论证规则的法律共同体内的多数接受;依其弱式理论,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也应予以重视。“理性的可接受性”的复式理论因此一方面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包容度,能回应行政的现实流变,一方面也契合行政法治的核心/最优的复合要求。而要获致“理性的可接受性”则要在裁量过程和司法审查中展开多阶、多元的论证。     

浅析刑事自由裁判权的困境及其解决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是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然而它的设定,却使我国的刑事裁判陷入封闭和开放的困境。本文阐述了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含义,分析其存在的必然性,提出并论证合理使用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制度设计。     

明显不当审查标准的内涵与适用——以《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六)项为核心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通过对学理与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该审查标准在理解与适用中出现困境,表现为适用范围的分歧以及判断标准的模糊。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划分没有遵循统一的逻辑,从而导致审查标准适用的混乱与杂糅。回归规范体系本身,通过立法原意与体系解释,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应仅适用于法效果裁量;基于该审查标准判断的关键在于行政自主性与拘束性的平衡,故而可以借助行政机关的理由说明,采用客观、多元化的标准进行认定,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判断标准:结果畸轻畸重、不合理迟延、方式不当、违反立法目的、忽视相关因素、违反基本原则等。     

浅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英、美模式为基础之比较与借鉴

在刑事诉讼法中,随着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移,庭审对抗性不断增强,宜采用配套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而目前我国证据开示的立法、司法现状不尽如人意。本文拟通过对成熟的英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实行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获得能够帮助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经验,并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简单设想。     

刑事再审请求审的证据审查模式

当事人申诉为启动再审审判的一种方式,再审请求审的审查是开启再审审判的关键。再审请求审与再审审判是再审程序两个不同的阶段。再审请求审的核心内容为司法机关通过审查案件中的证据发现是否存在再审理由。再审请求审在本质上不属于一种正式的审判程序,审查的内容不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故在证据审查模式上有其独特性。再审请求审阶段的证据审查,一方面要明确新证据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对新证据和旧证据予以合理评价。除此之外,再审请求审的证据审查模式不仅要符合再审的基本理念,还要权衡法的安定性与实体公正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论证据审查判断的重解

证据审查判断作为法庭采信证据的主要手段,传统证据理论无法解释它存在的原因,也无法在证据传统理论找到合理的根据。只有从新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才能准确界定证据审查判断的内涵。     

中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初探

笔者试图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及结合我国现有的侦查能力和侦查手段,从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置、刑事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及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机制出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完善

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设计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刑事诉讼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现有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反复适用和法学界的多次研究暴露出了诸多弊病,亟需改进。本文就是本着方便司法实践工作和维护法律严谨科学的精神,对现有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先做了一个仔细的全方位的研究,找到现有的问题,然后认真分析,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以期望得到一个比较完善和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的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进行,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刑事证据视角看"稳性采访"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隐性采访资料的证据能力的探讨多集中在民事诉讼的领域，而对于其具备刑事证据能力的探讨则较少涉及。笔者希望借此案件，对刑事证据视角下的“隐性采访”作一番阐述。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证人证言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过低,证人书面证言在法庭上畅通无阻,已严重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现就刑事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进行探讨。     

论我国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完善

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的设计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刑事诉讼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现有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反复适用和法学界的多次研究暴露出了诸多弊病,亟需改进.本文就是本着方便司法实践工作和维护法律严谨科学的精神,对现有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先做了一个仔细的全方位的研究,找到现有的问题,然后认真分析,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以期望得到一个比较完善和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种类体系.     

试析事实信息理论的哲学基础

熊志海教授编著的《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首次提出了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基本概念新的解读。该书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事实信息＂展开论述的,尝试以事实信息的理论来解读证据。本文主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对事实信息理论进行论证,重点阐述事实与信息的关系,其为何能从各种信息解读到不同的事实。     

刑事审判中如何审查采信证据

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因审判人员审查采纳证据存在问题造成的。本文就深圳中院2011年的13件证据审查采纳存在问题的案件进行分析并予以扩张,就存在的审查采纳证据问题提出相关的完善意见。     

司法会计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作用和职能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也大幅度增长。司法会计师参与到职务犯罪案件中,在初查阶段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检查,通过对涉案单位财务资料的检验,发现、分析线索,为侦查员指明侦查方向,帮助提取、审查证据。司法会计师是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以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的身份参与初查,为司法会计鉴定人的鉴定活动保留合法空间,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的几个焦点问题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了改革,吸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在＂控辩式模式＂之下,继续沿用原有的以阅卷权的方式来进行审前证据信息披露,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中对实质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2008年新《律师法》的实施更是扩大了公诉机关庭前的证据开示范围,却并没有规定辩护律师的证据开示义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需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本文仅就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构建中几个存在争议较多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想法,以供参照。     

司法审查：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正义控制

为了实现个案的正义，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判断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机关留有过大的自由决定的空间，缺少必要的、客观的标准，因而也导致了滥用裁量、侵害权利的问题。在现有的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机制之中，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一种最佳途径，它通过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三种正义审查标准确保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被滥用，让“法律终止的地方”真正成为了“个案正义的开始”。     

论司法审查正当性之缺失

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宪政运行模式之一,该制度以反对议会至上理念为理论前提。笔者认为,虽然议会至上理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本身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司法审查制度却无法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操作上易造成裁量标准紊乱,且在司法独立方面也存在欠完善之处。     

人民银行协同执法机关开展反洗钱案件工作时应关注的要点及问题

<正>按照我国的法律制度可将反洗钱工作分为刑事打击和预防、监控两方面的内容,执法机关承担着刑事打击洗钱犯罪的职责,而人民银行则以预防、监控洗钱犯罪为主,在实务工作中上述两块工作是无法割裂的一个整体,预防、监控需要通过刑事打击将洗钱犯罪份子绳之于法,而刑事打击则需要预防、监控信息来帮助提供案件线索或证据。因此,无论从《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考虑,还是从部门职能的互补性考虑,执法机关与人民银行在反洗钱案件工作方面都是天然的同盟军。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金三角"毒源地直接接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