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性陷阱”现象探究及其应对

日本曾深陷"流动性陷阱"而遭遇"失去的十年"。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可以说,中国企业陷入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陷阱"。本文从"流动性陷阱"理论出发,分析我国目前"流动性陷阱"现象的表现、危害,在借鉴美、日两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流动性陷阱"的政策建议。     

流动性陷阱与利率调节——货币政策对投资、产出、就业无效吗？

运用利率期限结构分析1997年底出现通货紧缩以后的以利率调节为表征的货币政策效果,可以得出中国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的结论。通过相关分析得出利率连续下调等货币政策操作对投资、产出、就业的积极效应,否定在通货紧缩期间货币政策弱效或者无效的结论。     

流动性偏好、流动性陷阱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失灵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水平和抑制通货紧缩,但美国经济的运行却说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效.研究显示,美国存在显著的流动性陷阱,严重影响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流动性陷阱仍然存在,所以2012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出的时间上无期限、规模上无上限的加强版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必然难以扭转美国高失业和通货紧缩的现实.     

汇率制度、流动性不足与货币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再次成为理论上的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内生于钉住汇率制度的道德风险是造成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脆弱的主要原因,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大量的短期外汇负债又会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最终导致钉住汇率制度的崩溃。虽然危机前,各国在维护钉住汇制度和保护国内金融体系这两个目标之间更趋向于后者,但是对于一个短期外债比例较大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一旦货币危机发生会反过来对国内脆弱金融体系造成更大的冲击,并引发国内的银行危机。因此,当经常项目持续逆差主要是由短期外债的流入来融资的,为了避免双重危机（Twincrises)——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爆发,就需要一场主动的、及时的汇率贬值来纠正。     

流动性偏好、流动性陷阱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失灵北大核心SSCI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经济复苏、降低失业水平和抑制通货紧缩,但美国经济的运行却说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效。研究显示,美国存在显著的流动性陷阱,严重影响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流动性陷阱仍然存在,所以2 0 1 2年1 2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出的时间上无期限、规模上无上限的加强版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必然难以扭转美国高失业和通货紧缩的现实。     

从货币动力学看我国流动性问题

当前,众多的经济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本文从货币动力学的角度,利用中国GDP和M_0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中国流动性现状的起因和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流动性过剩。最后,提出了中国流动性治理的思路。     

克服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验及影响

日本在始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期经济萧条中落入了“流动性陷阱”,传统的货币政策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日本政府和货币当局为此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再辅之以金融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而自2002年起的持续经济景气回升,使日本于2006年7月作出结束零利率政策的决策。此次摆脱经济萧条和“流动性陷阱”似乎已成定局,但也留下令人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流动性失衡状况实证——基于当前长短期不一致的分析

中国流动性过剩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国目前存在着长期流动性过剩与短期流动性紧缺的双重压力。长期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存贷差的不断扩大,短期流动性紧缺是外部因素所致。短期流动性紧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样不能忽视长期流动性过剩的影响。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虽然流动性过剩对资产价格影响微弱,但其无疑会增大实际GDP的波动,同时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在滞后3期时对通货膨胀产生最大正向影响。当前,应该通过规则性货币政策稳定预期以及前瞻性货币政策减少长期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同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以走出"流动性陷阱"。     

内外部均衡目标下的汇率政策选择

本文对汇率升值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观点提出质疑。本文指出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外部失衡状况难以通过汇率调整得到纠正。汇率升值短期内可能会使外汇流入增加,此外,如果在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升值态势的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可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因此,应合理把握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频率和幅度,为国内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缓冲时间。     

负利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乏力。为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稳定汇率以及实现预期通货膨胀水平等目标,部分央行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负利率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的零利率下限,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以负利率政策为主题,对负利率的概念界定、形成原因、调控对象与方式、传导过程、影响与效果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研究发现,除了防止货币升值外,负利率政策并不是恢复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目标通货膨胀水平的“良药”。鉴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仍较少,而数字货币方兴未艾,未来应围绕负利率政策的实证检验和负利率政策在数字货币环境下的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     

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理论分析与启示

全球经济危机袭来,各国在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其央行也采取了激进的政策措施,实施了降息甚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等还采取了购买长期国债的非常规手段.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选择人的困局,指出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是提供流动性和稳定金融体系,并可以通过量化宽松、征收持有货币税等操作改变投资者预期、降低长期利率甚至突破零利率的限制,从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最后,本文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手段生效的因素,得出其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若干启示.     

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调控模式选择——基于流动性过剩、结构性通货膨胀背景下的思考

本文基于我国流动性过剩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背景,研究货币政策在协调经济内外均衡方面的矛盾,分析在国外利率不断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改变负利率状况以抑制通货膨胀;适度加大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以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状况。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已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不断降息。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日、英等主要国家的央行转而求助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经济注入巨量的流动性。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此,本文在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及其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政策:悖论与边界——基于麦金农与邹至庄的争论的思考

生产能力快速形成与劳动力规模庞大是我国两大基本国情,它们使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解释的能力。作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基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规模的解释。一方面,我国经济景气与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是重合的,因此经济过热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最大;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限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边界,人民币不满足大幅升值的条件。最后,本文提出了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能的方法,即小幅调整的汇率政策与微调式的利率政策的搭配。     

本币升值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过程中,这种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本文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等国在本币升值背景下采取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他们在本币升值时货币政策的得失,并提出了可供我国制定货币政策参考的若干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其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化及其汇率政策的选择,对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考察近年来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及东亚其他货币的联动关系,分阶段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东亚货币的影响,指出人民币有条件地成为本地区潜在的"锚"货币,但现阶段这一功能只能通过保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得以实现,人民币要想独立成为东亚区域性关键货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美国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同时,现阶段东亚地区制度化的汇率合作应当缓行,但有必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汇率政策协调,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应当考虑区域合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