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形势指数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非线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总需求方程缩减式构建包含利率、汇率、资产价格以及货币供给因素具有动态权重的金融形势指数FCI,将其作为信息变量纳入到线性和非线性泰勒规则中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拓展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更能描述我国利率行为,利率能很好的反应金融形势而对产出和通胀反应不足。以通货膨胀率为转换变量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和估计表明泰勒规则是非线性的,存在LSR1模型的非线性形式,利率对通胀的反应是非对称的。对非线性进行拓展性研究表明当通胀达到一定程度时,利率和FCI指数才具有稳定关系。     

有限理性、资产价格波动与泰勒规则

针对泰勒规则所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潜在产出无法精确计量和忽视资产价格等问题,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和纳入货币供给因素对泰勒规则进行了修正。利用修正后的泰勒规则对我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存在相对稳定的利率规则,并且这种利率规则在高通胀和低通胀阶段的形式有一定区别。在将货币因素纳入泰勒规则后,发现我国的利率规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中央银行在操作利率时还是应高度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以防止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     

基于泰勒规则的中国均衡实际利率估算

随着利率管制的基本取消,我国货币政策将由传统的数量调控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本文根据泰勒规则揭示的均衡实际利率理论关系,对中国隔夜均衡实际利率水平进行了估计。考虑货币、汇率等不同因素的货币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隔夜均衡实际利率水平大致在1.2%~4.4%之间,与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典型性事实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今后货币调控应以均衡实际利率为基础,根据产出和通胀缺口变化情况进行利率决策,以确保价格型货币调控转型的顺利完成和经济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     

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在通胀预期管理中的应用及启示

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内含通胀预期因素,通过该规则行事,可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可信性和有效性,从而起到稳定公众通胀预期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按照附加预期泰勒规则行事,但多项实证研究表明,附加预期泰勒规则是可以很好拟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本文阐明了附加预期泰勒规则的含义,回顾不同学者对附加预期泰勒规则的实证检验结论,探究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对通胀预期的作用机制,总结附加预期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实践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的启示.     

美联储货币政策传导和操作特点评析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经过了由利率到货币供应量,再到隐含中介目标的变化,目前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其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联邦基金市场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传导.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自主性、公开性、前瞻性、市场化和模型化的特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经验,对我国亦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我国的货币政策、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基于DSGE框架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工具选择和规则制定。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函数对于产出具有较大的偏向性,与西方国家主要针对通胀管理的目标不同。我国的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与名义利率一起发挥独立的作用。在特殊的政策目标下,我国央行很难采用单一规则做出承诺,相反更加偏好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     

我国的货币政策、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基于DSGE框架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工具选择和规则制定。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函数对于产出具有较大的偏向性,与西方国家主要针对通胀管理的目标不同。我国的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与名义利率一起发挥独立的作用。在特殊的政策目标下,我国央行很难采用单一规则做出承诺,相反更加偏好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与规则利率的估算——基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的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的再估算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     

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与规则利率的估算——基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的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的再估算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     

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检验

本文利用历史数据对中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货币当局除了按照泰勒(Taylor)规则对通胀偏倚和产出偏倚作出反应之外,还对美国货币政策变量作出反应。这表明,中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国际博弈因素。     

泰勒规则:一个新的解释

泰勒规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美联储等央行所采用,也为众多央行所关注,但该规则在操作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由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的强制性,政策目标利率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性,泰勒规则其实是规则和相机抉择的结合。考虑到利率平滑的机会成本较小,泰勒规则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货币当局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货币当局应配合利率调整实行联合或单独交流战略,管理预期,影响市场行为。     

基于SVEC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规则研究:1996M01-2011M02

本文基于SVEC模型框架,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所使用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与多重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物价、产出及货币供给冲击均对利率工具和准备金率工具产生持久、显著的影响,这与通过泰勒规则预测得到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与其预测的反应时滞存在一定的差别.利率和准备金率对实体经济有重要影响,但效果、传导时滞存在差异,同时,两种工具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既不充分、也不及时.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一一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管理预期:货币政策新工具“SAY”探析

泰勒规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美联储等央行所采用,也为众多央行所关注。由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即物价稳定的强制性,政策目标利率的相机抉择性,泰勒规则执行中的规则性,泰勒规则其实是规则和相机抉择的结合。泰勒规则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货币当局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货币当局配合利率调整实行联合或单独交流战略,管理预期,影响市场行为。因此,说(SAY)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央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统工具做的重要补充,其核心是管理引导预期。但说发挥作用需要央行对经济形势有正确判断,需要建立央行的信任度、自信和权威。由于政策传导中介质和受体的不同质,因此目前说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产出缺口估计、泰勒规则检验及应用--基于中国1996Q4-2015Q1的实时和最终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1996Q4-2015Q1的数据估计了我国的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产出缺口经历了较大且持续的修正,我国的实时产出缺口和最终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利用估计的两类产出缺口对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对实时产出缺口的变化做出了显著反应,对最终产出缺口的反应则不显著。最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模型中也有不尽一致的表现,但无论是利用实时泰勒规则还是最终泰勒规则测度我国的货币政策立场都能够证实“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将使银行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适应性

本文介绍泰勒规则的基本模型及其理论扩展,对泰勒规则的理论与操作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实际,展望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文章认为,泰勒规则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实践的本质,能够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和参考基准.就中国而言,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低效性,泰勒规则的实施还有一定困难.不过,随着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与利率弹性的增大,利率有可能比货币供应量更适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基于前瞻性泰勒规则对中国通货膨胀目标值估计的实证研究

基于状态空间形式的前瞻性泰勒规则,采用卡尔曼滤波估计方法对中国1992～2008年动态通货膨胀目标值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目标值较实际水平平滑,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目标估计值能够较准确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真实通货膨胀率预期值;中国历年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的变化随着利率的变化而顺向变动。结论提示今后中国货币政策可采取把灵活而又规范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与泰勒规则结合的操作框架。     

中国利率政策调控机制及改革争论

从中国近20年的经济数据实证得出,中国实施的是以经济运行状况为基础、以管制利率为主体、市场利率为补充的利率政策,并非简单的利率双轨制;中国利率传导是有效的,传导机制是通过调控存款规模和货币供给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管制利率对市场利率有显著作用,但并非通过这一传导机制调控经济;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起到了显著效果,主要体现在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反应和调控上,而且对汇率稳定反应积极有效;中国的利率政策还同时兼顾了保证金融储蓄、推动经济发展和保障银行利差、维护金融稳定等多重目的。国际上的泰勒规则难以达到这三重效果。因此,中国利率政策改进方向是,如何更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冷热和资金供求,平衡公众与银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