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仍然是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所带动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如何通过中间变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然后通过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方差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技术进步以及FDI都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产业结构升级互为格兰杰原因。我国应继续实施环境规制并且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面对这种情况,本文分析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实需求和制度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但是,这种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本文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用可持续发展观介绍资源环境经济大系统中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并以山西为典型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及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从制度层面揭示我国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的首选

扩大内需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治本之策,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欠佳的背景下,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时候,应当通过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现状和内需不足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从社会保障角度谈如何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发展。     

对金融支持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绿色经济相关的市场主体建立一个良性的、面向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和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对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和重要的意义。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自1997年成立以来发展迅猛,越发成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1997年~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探究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规模的扩大不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我国经济增长会拉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     

资源开发环境均衡发展研究——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实证分析

如何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均衡协调发展?本文选取新疆阿勒泰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实例,主要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中的协整检验和葛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资源开发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仍然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代价之间必须做出合理抉择,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约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影响与破坏,是保护环境、有效治理污染的最有效途径.     

资源开发与环境均衡发展研究——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实证分析

如何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均衡协调发展？本文选取新疆阿勒泰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实例，主要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中的协整检验和葛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资源开发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仍然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代价之间必须做出合理抉择，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约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影响与破坏，是保护环境、有效治理污染的最有效途径。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银行业资本监管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资本监管是银行业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而银行资本在维持稳健经营和承担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银行信贷构成了实体投资的主要来源,银行信贷规模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造成经济的波动,侵害宏观经济增长。对我国银行业2003~2012年的情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监管压力增大会导致资本不足,银行信贷规模减少,当期监管压力值对当期信贷规模的作用比滞后一期监管压力值对当期信贷规模的作用更大一些。信贷规模对 GDP 的冲击效应是正向的。银行业资本监管压力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效应一般持续8个季度,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表现得更为显著。     

地方政府专项债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自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产生以来,其发行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也使地方政府专项债被赋予了扩投资和稳经济的重要角色.在此背景下,文章运用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专项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专项债不仅能够通过公共投资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吸引民间投资间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专项债的逆经济周期调节能力呈现出区域异质性,相比于其他地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东部或发达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环境税率、双重红利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税、污染存量和预期寿命的世代交替模型,研究环境税对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传导机制看,环境税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环境税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环境税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环境税率上升使得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环境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参考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环境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本文认为,合理的环境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结构与效率

二元结构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具有类似AK模型的内生增长特征,在非边际收益递减的投资驱动下进行持久的资本深化。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部门分布的离散性是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正向相关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各经济部门的非平衡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显著改进,其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在能源使用密集方面是无差异的。     

经济增长目标驱动投资吗?——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样本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绩效,本文考察政府目标实现经济增长绩效的渠道和机制,提出经济增长目标驱动辖区投资增长的理论假说,并采用2001-2016年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地区投资显著上升约0.44%。这一发现在采用不同的核心变量度量指标、回归样本和估计方法后依然稳健。本文还发现,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目标驱动投资效应的异质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增长目标推动辖区投资增加的边际效应下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更有效地扩大了辖区投资。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国际资本流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鼓励外资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资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外资流入的主要形式。从近几年我国GDP的增长与外资增长趋势看,两者基本上是同步的。那么,外资的增长是否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外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结论。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包括私人和公共)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运用我国四大经济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私人和公共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人力资本增量的促进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并加以检验。结果主要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对人力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增量对农村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农村私人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强调了教育投资而轻视了健康投资;私人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高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产出效率;四大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额与结构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我国货币供应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研究

本文将我国货币供应、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模型,实证分析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投资、货币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能达到因果检验的显著性要求,反映了我国经济的价格弹性较高,投资的高速增长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根源来自经济增长形成的高储蓄,而非货币刺激;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适应投资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应以保持投资和经济增长稳定发展为重要目标,而不应以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为目的,否则可能会引致通货膨胀上升,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和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基础领域和改革创新领域投资增速的稳定,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