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会影响空气污染吗?——来自中国企业SO2排放的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空气污染水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经由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渠道影响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具体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而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和行业中更为明显,并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水平较高企业的空气污染水平产生了更大的抑制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促使企业对外投资吗?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以及手工收集的各地区每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与微观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关系。我们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倒逼"企业"走出去",促使企业对外投资。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以企业变更经营地点构造准自然实验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种正向作用仍然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促使融资能力强、资本密集度大、生产率高的优秀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本文结论表明,在我国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最低工资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协调企业实际经营活动,既要引导企业积极转变原有发展方式,勇敢"走出去",又需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博弈约束下最低工资制定的效率估计——基于随机前沿模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各省区在多方议价约束下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效率估计。研究表明:我国政府、企业、劳动者博弈可促进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效率提升;各省区的各方博弈力量正处于低效率不断向高效率转变,各方的利益得到更好平衡;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效率存在差异,但差异性随时间推移逐步变小,各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趋于合理。     

CEO金融背景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和Logit模型

依据沪深两市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logit回归模型考量CEO金融背景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并不会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带来显著改进;中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拥有金融背景的CEO会更容易通过增加企业的金融性资产比例从而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作用绩效研究 ——以东航物流为例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引入非国有股东,促进企业机制改革,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以首批混改试点的东航物流为例,将引进的非国有股东分为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员工股东三类,分析各类非国有股东的优势、动机、参与方式、混改作用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财务投资者具有筹资渠道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制衡和融资优化;战略投资者具有业务资源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公司业务拓展和提升;员工股东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员工效率提升.三类投资者共同作用能改进公司治理、促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公司财务绩效.本文通过对东航物流混改案例分析,总结了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引入和作用发挥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作用绩效研究 ——以东航物流为例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引入非国有股东,促进企业机制改革,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以首批混改试点的东航物流为例,将引进的非国有股东分为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员工股东三类,分析各类非国有股东的优势、动机、参与方式、混改作用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财务投资者具有筹资渠道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股东制衡和融资优化;战略投资者具有业务资源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公司业务拓展和提升;员工股东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主要作用表现为员工效率提升.三类投资者共同作用能改进公司治理、促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公司财务绩效.本文通过对东航物流混改案例分析,总结了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引入和作用发挥的成功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地区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撤离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委托代理及其对网络型产业购绩效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业的实证证据

本文以信息技术业为例,对网络型产业并购的市场预期绩效和经营绩效进行实证考察.研究表明,并购事件公布所引致的市场异常收益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属于非半强式有效;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并购方和目标方的累积异常收益率都会上升;在个人理性和兼容性约束的共同作用下,目标方经营绩效会得到提高,但并购方却出现降低.因此,完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具有竞争机制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对提高网络型产业并购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关系型交易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基于经营风险理论视角

关系型交易模式可能会在议价能力、关系专用性投资成本转换等方面加剧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费用。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关系型交易对审计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经营风险理论视角,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系型交易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关系型交易显著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的集聚,进而提升审计费用,即经营风险在关系型交易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在区分了产权性质以及耐用品特征后,实证结果显示关系型交易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以及耐用品行业的企业中较为显著,为审计师进行合理审计定价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Will temperature change reduce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continuous rise in temperature, on the one hand, will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disrupt a company's normal production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cause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leading to increased production costs and even the suspension of business for rectification. Therefore, the continuous rise in temperature is a risk factor that listed companies cannot ignore. This paper uses temperature data at the loca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9, as well as stock price data and financi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continuous rise in temperature on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continuous rise in the temperature where a listed company is located will caus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hock to the listed company, and when the company's size is smaller, the book-to-market ratio is higher,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negative shock are more obvious.     

The impact of idiosyncratic risk on corporate financialisation——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the quarterly data of non-financial companies listed on China's A-share market from 2007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iosyncratic risk formed based on the secondary market exchanges and the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rket feedback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diosyncratic risk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which is one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f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SOEs, large enterprises and non-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ll allocate more financial assets when idiosyncratic risk increas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managers risk aversion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crease the impact of idiosyncratic risk on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external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elp to understand whether secondary financial markets affect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real fi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also have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govern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 to virtual” of real enterprises in China.     

一损俱损:违规事件在企业集团内的传染效应研究

本文以企业集团为对象,研究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利用2003-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违规样本,本文发现:(1)当公司发生违规行为而被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进行处罚公告后,违规公司股价显著下跌的同时,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的股价也显著下跌,即违规事件在集团内存在传染效应,而这一传染效应主要存在于与信息披露相关的财务违规事件中;(2)进一步的路径检验发现“被传染公司”较低的盈余质量和集团内财务公司的存在能够解释传染效应的发生;(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集团内的传染效应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借助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研究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新兴市场中的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