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和创新:外汇监管的必由之路——浅析《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外汇监管方式的转变

当前,外汇管理行政许可仍是外汇监管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即通过设定和实施外汇管理许可项目来实现监管目的.<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必将促进外汇监管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但同时,<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外汇监管(行政许可)的范围、方式乃至具体程序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制约,一大批不符合条件的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被取消,整合保留了39项行政许可项目.为此,我们就新形势下,如何转变外汇监管理念、探索监管新方式,以达到长期有效监管的目的,进行了一些调研分析.     

证券市场监管不能搞运动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强监管是全球通行的理念,但证券市场的监管不能搞运动,应该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谨慎监管.     

行政许可设定研究——兼论注册会计师许可的设定

注册会计师从业资格许可、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资质许可是财政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审批、管理的法律依据,是符合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或者资质的依据,是许可申请者和被许可人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依据,也是衡量财政部门是否依法行政的依据。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从业资格许可、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资质许可设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行政许可制度,也有利于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本文将围绕《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两种许可进行一些介绍和分析。行政许可设定的内涵(一)行政许可是一种事前行政控制方式行政许可…     

完善监管体系 防范上市公司做假

一、加强证监会的监管能力,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中国证监会作为股市的监管者,既是证券市场的立法者,也是执法者,这种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管制,创造更多的"寻租"机会和产生严重的激励扭曲。比如,证监会早就有权调查并处罚上市公司的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各类市场违规行为,但真正受到处罚的只有少数几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仍处于国有(政府)控股之中,而中国证监会本身也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不能成为完全独立于所有大小股东之外的第三方,真正行使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能。这种现状使得证监会不但不能有效地监督上市公司并对其中的不法者进行严惩,而且在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曝光产生股市动荡时,不是考虑对问题公司毫不手软地查处以警戒其他上市公司,而更多地表现为     

央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遭遇难点

2004年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却遭遇一些难点。部分行政许可项目规定层次较低。《办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但规章中不得增设行政许可,不得增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行政许可条件”。据此,人总行及分支机构将无权设定行政许可项目,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通过制定规章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而目前人行26项行政许可项目中,只有10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设定,其余16件则是通过公布国务院决定方式来解决其设定依据,在解决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后,相关配套的人民银行的规章制度滞后,使得部分行政许可项目由一些层次较低的人行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规定。如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批、人行对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审批等未能达到《办法》要求的规章层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未规定许可条件。行政许可的条件作为行政许可制度的重要内容,应当尽可能明确、具体,以减少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的随意性,确...     

全方位构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

第一组嘉宾发言精粹 [主持人]黄炜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 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讨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涉及相关主体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法律责任制度的整体设计,包括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诉讼方式、赔偿范围、司法专门化等复杂问题,还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多元化的问题。从证监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始终认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证监会,更是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司法力量。     

我国证券市场行政许可制度之重构

本文阐述了我国证券市场行政许可的设立和实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在分析证券市场行政许可制度现况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公司法>、<证券法>修订时行政许可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证券市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实现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和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金融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是按照证券市场监管的职责来划分的。想要保持我国证券市场的平和稳定,加强证券监管就是其中的重要方式。通过近些年的调查和研究不难发现,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不断发展,但在市场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问题加以研究和分析,寻找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的方法,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进步。     

屠光绍:不断提高监管有效性

中国证监会日前在杭州召开了2007年全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会议。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会上指出,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质量不断提升,正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魂之所在。规范上市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是一项持续性工作,需要常抓不懈,常抓常新。同时,要适时调整监管思路、理念和方式,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证券市场面临重大转变监管须分层次进行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表示,最近一段时间证券市场面临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重大转变,由此将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证监会的角度说,应当尽量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监管,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市场复杂性增大,产品增多,什么都抓的监管方式不行了,监管必须分层次进行,而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依靠证券业协会.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立法权问题研析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作为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的职能日益被关注,其行使的职权的合法性也常因其是事业单位而遭受质疑。中国证监会拥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立法权,但其在行使立法权过程中存在超越权限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的规定缺乏力度等问题,应借鉴他国做法弥补中国证监会立法程序中的不足并从多角度完善立法监督机制。     

法律保护是行政监管的有效补充吗？——基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政处罚的实证检验

本文考察了当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时,地区法律保护水平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短期反应。研究表明,地区法律保护水平与受罚公司累积异常收益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法律保护水平发挥了补充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存在“事前威慑”和“事后监督”两种治理渠道。研究结果为法律保护的补充治理功能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加强投资者民事法律保护提供了理论参考。     

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疑惑

修订后的《证券法》及证监会制定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通过确立共同对手方、分级结算、货银对付等原则，完善了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然而对于诸如存管概念、《管理办法》效力权限的不同认识，仍将在实践应用中构成疑问。登记结算机构试图在自己和证券买卖者之间设立防火墙的愿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在分离的明晰度上结算环节要好于登记托管环节，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功能整体上没有改变。立法应在维护系统稳定与保护投资者间寻求平衡。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s necess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ulatory agency that would administer market operations and protect investors’ interests.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for this purpose. In 1999, the Chinese Securities Law recognized the CSRC as the sole regulatory agency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securities instruments and markets in China. Although the CSRC is considered instrumental to Chinese accounting reforms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t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unexamined in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insight into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agency that has enormou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SRC’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its regulatory efforts, and its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its efforts to regulate China’s emerging capital markets.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explain some of the CSRC’s regulatory actions are also analyzed by discussing several cases involving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涉及的法律问题

证监会、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对证监会以前发布的一系列涉及上市公司担保的规定作出了修改。该文件与新《公司法》所确立的原则保持一致，也是《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中有关规定的细化，同时适应了近几年来形势的变化。本文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能为规范上市公司担保行为提供参考。     

交易型操纵行为影响证券价格的微观机制研究--以连续交易、虚假申报、对倒操纵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例显示,交易型操纵行为包括建仓持仓、通过不正当交易行为影响证券价格、反向交易获利或谋取其他利益等三个步骤。在连续交易操纵中,行为人大量以高于市场卖一价的价格申报并高比例成交,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虚假申报操纵是通过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大额申报、撤单,制造买盘汹涌的假象,误导市场投资者跟风交易,从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对倒操纵是利用资金优势或持股优势,通过自买自卖放大证券交易量并拉抬证券价格。因此,交易型操纵实质上是通过不正当交易行为,在特定期间内制造虚假证券供求关系,从而扭曲证券市场价格。     

发审委制度的困境与反思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是证券发行制度中的重要组织,其职权行使与证券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下,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使其自身处于行政权力与商业判断的紧张关系中。为此,发审委采用了公私结合的组织结构,试图使其做出的审核决定更贴近市场。但由此也引致了发审委属性不清,委员身份不明,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约束等弊端;损害了证券监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因此,发审委制度的完善应当成为证券发行监管制度改革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证券监管中行政诉讼风险防范的法律思考

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防范行政诉讼风险的能力，是近年来中国证券监管系统愈显紧迫的任务与课题。本文从司法受案和审理这一独特视角，结合证券监管实践，对几类可诉行政违法行为和相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廓清了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模糊认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范诉讼风险的有效对策。     

Regulatory Soft Interventions in the Chinese Market: Compliance Effects and Impact on Option Market Efficiency

Securities Laws in China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The CSRC has great flexibility in administering securities laws since the committee represents the will of the state. Under the state‐controlled financial system, the CSRC works closely with state‐controlled financial firms and suggests, but does not mandate, actions to be taken in the equity market, especially during periods of extreme market stress. These suggestions, or soft interventions, have been used to block trades associated with short sales, significantly reducing short‐sales volume. With daily and intraday data,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se interventions on put‐call parity and implied volatilities.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of increased deviations from put‐call parity and changes in implied volatility after soft interventions. Our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allowing for bid‐ask spreads, taxes, transaction costs,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comparisons with control securities in the Hong Kong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