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与GDP:模型、关系与结论

采用滞后变量模型和CES生产函数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与GDP增长的推拉效应和各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进行了测度,得出基础设施投资以乘数作用推动本期以及以后各期的GDP增长,同时GDP增长又会引致各期基础设施更多的供给;相对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因此,应适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以乘数效应更好的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发展和完善对农村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使用C-D生产函数对农村农业部门1991～2009年29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产出弹性为0.0327,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来看中部地区交通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加大交通设施的投入不但可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对非农部门1998～2007年30省市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对非农部门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交通基础设施效率研究

选用DEA模型的超效率法并以交通基础设施投入量及其所对应的生产要素运输量作为模型的投入、产出变量,选取2016年长江经济带十一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效率整体较好,其规模效率的提高能让其整体效率更上一层楼。建议:要想提高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贡献,其重中之重是如何使现有交通基础设施效率得到提升;平均主义对于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效率的提高并无帮助,更优策略是进行广泛撒网,在未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地域特色、人文特点及经济发展,因地制宜的投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     

四川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分析

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四川省1993-2009年度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四川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以此分析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四川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的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针对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是否协同的问题,通过搭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构建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分析京津冀整体及各自内部铁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找出三省市交通基础设施中的薄弱环节。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投入对经济产出的综合评价由无效逐渐发展为有效,由不协同逐步趋于协同,而经济投入对交通产出的协同性逐渐下降。此外,铁路与经济的协同性较公路与经济的协同性差。     

浅析温州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迅猛发展,温州作为典型代表在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本文将着重对温州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资展开研究,其中,按照投资主体不同具体区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建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对中国1980-2010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现实提出些许发展建议: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而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坚实保障。     

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本文主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基于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利用西部地区84个城市2000一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改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内交通使用程度、区域间通达性的政策建议。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约束下住房开发投资效益变动研究

1引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开发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两大重要板块,也是国民经济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时间和空间分布模式差异决定了城市空间布局、功能结构和自我调节体系,从而对住房开发投资产生限制或推动作用,即本文强调的"约束"作用。对于这种"约束"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Stover     

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弹性评价——基于灰色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述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实现过程,通过构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灰色理论模型,预测出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剖析了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绩效。分析表明: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有增有减,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产出弹性呈明显的差别,西部是加大农村固定资产投入的重点。     

探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最新的投融资模式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由于政府投入不足,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投资结构不合理、项目收益较低等问题,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步伐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分析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阐述投融资面临的困境,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投资模式的创新。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投资的一部分,也服从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共性关系,即经济增长水平决定投资水平。本期的经济增长情况直接影响了下一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而公路投资建设又会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民经济的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推拉力”分析——兼论金融危机对广东“双转移”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了广东区域经济布局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因素:迫使企业离开珠三角迁往其他地区的推力,即政策推动、土地约束、环保管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鼓励企业继续留在珠三角的拉力,即规模经济吸引、产业特征粘性、城市功能限制和投资环境差异。珠三角的企业通过权衡这两类因素决定是否往其他地区迁移。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本文探讨了金融危机对广东双转移的影响以及广东产业转移的趋势。     

公共投资的精准扶贫效率研究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及公共投资贫困发生率弹性两种指标测算我国公共投资的精准扶贫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投资影响精准扶贫的效率逐渐下降。最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卫生健康、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投资能够显著减小贫困发生率,故而这三类公共投资的优先级较高。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创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省份与CHFS匹配面板数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家庭创业决策。其作用机制包括促进经济集聚、弱化市场分割和加速知识溢出，以及提高家庭储蓄和扩张社会资本等。在农村、中西部和创新引导的地区、低附加值行业以及在机会型、有车和风险厌恶的家庭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创业效应更强。最后引入信息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发现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家庭创业决策存在协同效应。     

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税费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政府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1～2015年全国22个省级面板数据构造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方政府税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税费显著正相关;就税费结构而言,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显著高于地方政府税收;从公共基础设施行业分布看,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显著高于社会性基础设施;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刚性增长下税费结构性调整的相关建议。     

公共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级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实证公共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政府的研发经费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而言,政府对教育、能源、通讯和环保的公共投资更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各项公共投资对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中,东部地区能源投资最显著,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于科技和通讯投资,西部地区更侧重于教育和政府的绿色公共投资。     

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来自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并购的经验证据

市场分割不利于企业跨区域资源整合.本文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求证交通基础设施缓解市场分割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分别提高企业17.02％的跨市并购和12.31％的跨省并购的发生概率,以及28％的异地并购成功概率,显著降低了市场分割对资源流动的阻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在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润滑剂机制"是高铁开通促进异地并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会增加异地并购收购方的企业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会加剧收购方的过度投资.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高铁经济学、市场分割和异地并购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及企业异地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的定性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商直接投资不但通过资本效应推动广东经济增长,而且也通过外贸拉动广东经济增长。通过实证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163012。由此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为广东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广东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动因。通过对FDI对珠三角、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这三个区域的出口、资本形成及经济总量的影响差异比较得出,珠三角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实证结果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达到了0.400373,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弹性系数却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效应。同时进一步分析得出,与香港的空间距离为基础、构成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的空间格局。离香港距离较近的珠三角地区是广东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离香港较远的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则是广东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同时从珠三角经济区内部来看,距离香港距离较近的珠三角东岸地区是广东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且发展程度水平最高的地区。文章最后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高速铁路开通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分析——基于2011—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1—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沿线小微企业的出口额。从企业所处地理位置来看,高铁开通更容易促进东部地区小微企业的出口;从城市群角度来看,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小微企业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从企业出口份额和企业性质来看,高铁开通对期初出口额较高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为证实基建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高铁开通不仅可以缓解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约束,同时也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增加,从而有效推动小微企业的发展。     

提升沈阳地区投资软环境的战略对策

投资软环境是指该地区市场化发育程度、经济竞争能力、对外开放能力、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关系到法律制度建设、市场体制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诚信等。随着政府投资向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倾斜,地区间与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硬环境的差距正在缩小,对外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弱化,各地制定招商引资的政策日益趋同,城市的投资软环境凸现在地区间招商引资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