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债权、内部治理与企业创新——来自2006-2015年A股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对银行债权所发挥的企业创新效应的分解区分及其与内部治理机制的互动视角,针对创新需求更为强烈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研究发现: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其财务效应,公司治理效应弱化;在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机制中,银行债权仅与董事会治理存在显著正向互动,两者相互促进,对于推动企业创新具有协同效应,而与其他内部治理机制的互动较弱。进一步考虑制度环境,发现政治关联强化了银行债权对企业创新的财务效应,却弱化其治理效应。这表明我国银行债权对于企业创新并未发挥明显的公司治理效应,作为外部治理机制银行债权的治理作用尚需加强,使其与内部治理密切配合、相互协同形成合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银行债权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中小板上市公司银行债权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根据期限结构对银行债权进行划分,探讨其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自由现金流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债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长期债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相对于短期债权较弱;银行债权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作用,尤其是短期债权的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债权并未起到约束企业自由现金流的作用。     

考虑市场治理体系的银行债权治理及其效应研究——来自A股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将银行债权、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等机制作为市场治理机制,构成市场治理机制体系,采用深沪A股工业企业2006-2016年的数据,从检验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效角度,以市场化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力量——银行债权为核心,考察其在市场化体系情境下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市场治理体系,银行债权均发挥积极治理效应,且考虑体系时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更强,动态优化幅度更大,优化趋势更明显;考虑体系时,除公司控制权市场外,银行债权与其他机制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发挥积极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且直接效应占优。研究证明我国市场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市场化改革进程日益深化,但仍需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研究对肯定市场化改革成效,坚定市场化改革取向,进一步发挥银行债权治理效应,形成协同高效的市场治理体系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我国债权治理效果整体呈现不确定性,不能显著抑制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债权各构成部分的有效性不一致: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显著,但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的治理作用不明显;短期债权的治理作用显著,而长期债权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效果均得到增强。因此,可通过加速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推动银行业改革、规范货币操作以提高我国债权治理有效性。     

银行债权与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效应

本文将银行债权从公司总债权中分离出来,研究中国的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综合治理效应。基于上市公司2004～2007年共4408个混合数据样本,对银行债权的综合治理效应、银行债权期限结构的治理效应和银行排名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总贷款额度、短期贷款和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基本上呈负相关关系,短期贷款和银行排名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有一定影响,综合治理效应主要是短期贷款的贡献;长期贷款的效应很微弱。结论表明中国的银行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能够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异质性债务为切入点,从金融生态环境地区层面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产权性质、来源及期限结构的异质性债务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之交互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国有控股公司经营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正相关、长期金融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负相关;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相对非国有,国有控股公司金融性负债、经营性负债、短期金融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正相关关系都更强。说明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内部治理机制的股权、董事会等可提升治理效应,但会被公司-银行-政府的国有同源及债务软约束削弱。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公司短期债务占主导等错配的深层原因,拓展新常态经济下异质性债务治理优化路径。     

资本监管制度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会计准则的协调性——小微企业信贷诱导有效性视角

本文考察下调小微企业债权风险权重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银行信贷供给诱导有效性及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会计准则规范影响的协调性。研究发现,下调小微企业债权风险权重的资本监管规则实施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具有显著诱导有效性,但已发生损失模型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此具有削弱作用,其削弱路径主要来自会计信息的风险信号传递调节效应,与资本约束中介效应无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其他银行,市场竞争力较弱的银行、以市场景气度较高小微企业为主要信贷投放对象的银行,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监管诱导有效性及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削弱效应,显示提高相关制度协调性并充分发挥市场激励作用,有助于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信贷配给"现象。     

债务融资治理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债务结构的视角

本文以截至2009年12月31日发行过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5-2009年为时间窗口,从债务来源的角度,对比研究了银行债权、商业信用与公司债券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三种债务结构均对公司的债权治理效应影响很弱.     

国家控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利用2001-2004年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控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它的制度根源。我们发现,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对应着更低的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内部人控制、债务软约束和政府干预等三大治理弱化是抑制国有公司披露意愿、降低其盈余质量的制度根源。本研究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单纯强调准则的改革和外部的管制,对于提高国有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效果,要想根本上改善国有公司的信息质量,监管层惟有从解决"内部治理弱化"的根源入手,通过健全国有产权监督机制、深化银行体制改革以及弱化地方政府干预动机等制度变革,从治理层面真正提高国有公司自身的披露意愿。     

国有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监督体制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的企业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国有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财务监督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国有公司治理过程中,财务监督作为公司经济监督的重要部分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通过一定的监督程序、方法从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监督,从而维护国有公司的经济利益.虽然我国国有公司已经重视财务监督体制的构建,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故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出对策以促进国有公司治理中的财务体制的构建和完善.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形态及治理规则多样化研究——以银行类上市公司为视角

主流理论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呈现一股独大特别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控制权形态,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及规则设计多围绕此种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形态展开。笔者以我国银行类上市公司为视角进行研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已经不能以一股独大型的控制权形态来概括的结论,相应的,公司治理理论及规则制定也应该围绕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形态展开。     

银行价格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向创新驱动转型,一个亟须研究厘清的关键问题是,银行业竞争如何驱动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关注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2013—2018年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因果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价格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识别出以融资约束为中介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价格竞争不仅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直接增加R&D投资的信贷供给意愿,而且还会通过降低贷款价格和增加贷款可得性来缓解企业整体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这一机制在解除贷款利率管制之后以及在民营企业层面体现得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果以及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     

银行治理、股权结构与审计收费——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从债权人治理的新视角,实证研究了贷款银行的治理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银行的治理作用会导致审计收费降低,但这种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中,银行治理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民营企业中,银行治理能通过约束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审计收费水平下降。与不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的民营企业相比,在存在这类代理问题的民营企业中,银行的治理作用更加显著。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private firms and bank lending behavior

We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financial constraints of private firms depend on bank lending behavior. Bank lending behavior, especially its scale, scope and timing, is largely driven by bank business models which differ between privately owned and state-owned banks. Using a unique dataset on privat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relative borrowings from local state-owned banks significantly reduces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 while there is no such effect for privately owned banks. Improved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re the main channels that explain our result. We also show that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local state-owned banks can be sustainable because it is less cyclical and neither leads to more risk taking nor underperformance.     

境外股东异质性、企业性质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依据2014年一直有境外股东持股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不同类型外资持股的治理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境外股东持股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不同性质的境外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基金和非金融类外资股东的治理效应是显著的,QFII未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此外,外资持股在民营企业中的治理效应优于国有企业。     

公司治理与银行借款融资

本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公司治理在银行信贷决策中的作用。通过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方面,无论长期借款还是短期借款,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均没有影响,银行更看重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银行借款融资成本方面,我们发现公司治理机制中只有监事会特征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银行借款融资成本有显著影响。具体地,监事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股权集中度越高,融资成本越高。本文结果说明公司治理因素在我国银行放贷决策中的作用有限。     

国有和民营企业信贷融资差异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要优于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民营企业不但因自身存在较多的问题,也因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差异,导致外部融资极其困难。国有及民营企业融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不仅在获取银行贷款上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获得中长期贷款。企业获取信贷的能力与企业本身的固定资产实力、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企业性质等因素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有企业融资不仅在投资上挤占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也影响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进而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金字塔控制、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2～2004年32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金字塔控制、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不利干公司价值：民营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主要通过关联方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和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活动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其政策含义是应该鼓励自然人直接持股上市公司，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改营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尤其是法律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从而从根本上杜绝民营上市公司及其最终控制人对小股东的侵害行为，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价值。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