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2年的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数据,对其效率均值进行排名;并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科技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呈现U形走势,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而西部地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006—2012年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上升了2.6%,引起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通过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增长高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的变化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2年的金融投入和科技产出数据,对其效率均值进行排名;并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科技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化趋势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呈现U形走势,主要是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而西部地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006—2012年全要素科技金融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上升了2.6%,引起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通过区域分析发现,三大区域的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增长高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的变化是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实证研究（1985——2005）

本文对各种银行脆弱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后，选择4个核心指标对1985～2005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进行判断，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2年的脆弱性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能否保持和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成功实现“战略转型”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蜕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表明，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金融指标均与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指标对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高于宏观经济指标。一个良性互动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是银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实证研究(1985～2005)

本文对各种银行脆弱性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后,选择4个核心指标对1985～2005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进行判断,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2年的脆弱性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能否保持和巩固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成功实现"战略转型"和向现代商业银行的蜕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表明,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金融指标均与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指标对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高于宏观经济指标.一个良性互动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是银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基于负向投入产出的我国区域金融脆弱性判断与测度

金融体系脆弱性能够反映区域金融稳定程度和风险水平。从"负向"投入产出维度,选取2006~2012年区域实际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金融脆弱性影响效率进行测度,通过效率值的大小和出现频次判断其脆弱性程度。研究表明:2006~2012年间,从省份层面分析,北京、内蒙古、黑龙江、青海以及新疆五省市历年金融脆弱性效率值和达到有效的次数均处于较高水平,且其他各个省份具有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分析,我国区域金融脆弱性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效率达到有效区域的数量呈现出"增-减-增"的变化趋势,并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依次表现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且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部和中部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但仍高于东部。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全球经济有望强劲反弹

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强劲反弹。在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的呵护下,发达经济体消费者价格将呈现温和通胀,工业品价格通缩有望得到改善,全球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金融脆弱性上升。2021年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面临疫情控制和疫苗普及低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上升、财政赤字货币化、宏观政策失效等方面的风险。     

中国省域金融集聚的空间非均衡与动态演进

从金融业三大支柱行业角度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熵权法测算出省域金融集聚水平,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对中国金融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金融集聚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证券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具体表现为内陆和沿边地区水平低而沿海地区水平高的梯度分布态势。(2)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上升—下降—波动上升—波动下降”的演变趋势;内陆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大、沿海地区区域内差距次之、沿边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小,沿边和内陆地区区域内差距逐步缩小,沿海地区因证券业集聚导致区域差距大幅提升而呈扩大趋势;无论是整个金融业还是三大支柱行业,沿边、内陆与沿海地区区域间差距较大,证券业和银行业问题尤为突出,区域间差距是造成我国金融集聚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3)Kernel密度估计表明,全国层面金融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极化问题加剧;区域层面,各区域金融集聚水平均逐步提升,但区域内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沿海和内陆地区多极分化问题均有所缓解,而沿边地区多极分化问题严重,沿海、内陆与沿边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分别集中在中高、中等和低水平。     

系统性风险分担、银行体系脆弱性与银行安全

作为金融体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脆弱性,这历来都是经济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这里研究的不是单个银行的问题,而是一国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是从整个银行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表现为整个银行体系风险曾加,贷款回收困难、不良资产增加,甚至出现个别银行挤兑、倒闭、合并等,此状况进一步发展就会演变为银行体系危机。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一方面来源于银行作为金融企业所特有的高负债结构;另外一方面来源于外部风险的增加,尤     

科技金融影响智慧区域化的发展吗?——基于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北大核心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6—2019年浙江省科技金融效率和智慧城市效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浙江省科技金融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浙江省智慧城市效率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各市科技金融效率和智慧城市效率差距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对智慧城市建设有显著正向作用,其机制在于科技金融发展分别通过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从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2000-2010年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与测度

基于国家金融信息平台＂新华08＂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统计部门的数据,结合十年来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和全球经济形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影响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水平的指标进行了选择,并且采用因子分析法做出了定量的测度。结果表明,十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水平有了长足的改善,其中流动性风险逐渐减少,信用风险和外汇风险不断波动。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防止突然的流动性反转、严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和管理工具的操作水平以合理配置外汇资产。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股票价格波动对银行稳定影响的理论及经验分析

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股票市场,就会因股票价格的波动影响银行资产质量进而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和银行稳定。理论和实践证明股票价格的急剧波动和银行部门不稳定性扩散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银行信贷的扩张对股票价格的波动有很大影响。对我国的经验分析表明:银行间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资金连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上市银行脆弱度与上证综合指数的相关性在5%水平上显著。在综合经营的大背景下,应加强对我国金融脆弱性的识别和监管,疏通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正常的资金联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审慎管理,银行自身也要加强风险管理。     

Bank Disclosure and Market Assessment of Financial Fragility: Evidence from Turkish Banks’ Equity Pric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whether Turkish banks with worsening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fragility were subject to market monitoring during the years leading to the 2000/2001 crisis, and how th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disclosure affect market reaction. We find that shareholders reacted negatively to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fragility such as increases in maturity mismatches, currency mismatches, and non-performing loans, showing shareholders’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fragility indicators on future profits. We also find that audited statements that show larger reporting lags, are not informative, pointing to the need of improving their timeliness. Finally,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finding that securities prices react to financial fragility indicators should not be taken a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banks’ safety and soundness.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识别与预测

银行体系脆弱性是在银行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银行体系内多种风险的积聚状态.本文分析了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周期性与内生性特征,构建出月度核心测度指数,识别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运用平滑区制转移模型(STAR)研究其动态演化路径,并利用自助抽样法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变化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07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较高,并持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振荡;其动态变化路径是非单调积聚的,从高区制状态返回到低区制状态需要较长时间:未来一段时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Enhancing Bank Transparency: A Re-assessment

Transparency regulation aims at reducing financial fragility by strengthening market discipline. There are, however, two elementary properties of banking that may render such regulation inefficient at best and detrimental at worst. First, an extensive financial safety net may eliminate the disciplinary effect of transparency regulation. Second, achieving transparency is costly for banks, as it dilutes their charter values, and hence also reduces their private costs of risk-taking. We consider both the direct costs of complying with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the indirect transparency costs stemming from imperfect property rights governing info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infe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ransparency regulation cannot reduce financial fragility.     

基于融资视角的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

通过对中国金融运行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发现,以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划分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优势,只要能够满足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金融结构都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必对金融结构进行人为的割裂。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转化投资的高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样一对突出矛盾,其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失当,这是当前中国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