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困境成本、所得税费用与资本结构税率敏感性

本文从决策者“敏感性递减”心理入手,以2002年部分中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率提高为背景,研究了财务困境成本和所得税费用对资本结构税率敏感性的影响。以40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税率提高时,负债水平高、规模小、息税前利润低的企业对负债水平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资本结构决策受“敏感性递减”心理的影响,即财务困境成本高时,决策者会低估边际负债所导致的财务困境成本;所得税费用高时,决策者会低估边际负债所节省的所得税;在上述心理影响下,当税率提高时,财务困境成本高,而所得税费用低的企业会更为积极地提高负债率,即资本结构税率敏感性高。该结论对于促进企业融资决策科学化有重要意义。     

我国企业资本有效税率测算北大核心

税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对资本有效税率的测算是研究税收对投资影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我国微观企业2008~2019年资本有效税率进行测算,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间资本有效税率存在一定税收差别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资本有效税率有所区别,但近年来资本有效税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离散程度减小,说明我国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税收差别待遇情况逐渐得到缓解。因此,应降低法定税率、提高法定折旧率以及控制通货膨胀率,为加强企业税收激励、发挥税收的投资引导作用提供方向。     

谈谈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计算公式的重新界定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八十二条规定了对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的退税额的计算公式:退税额=再投资额÷(1-原实际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地方所得税税率之和)×原实际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退税率.由于该公式主要是根据原有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而确定的,而随着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和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该公式中的税率指标已经不再适用,需要进行重新界定,才能适应新政策所带来的变化,也才能正确计算外国投资者再投资的退税额.下面分别就两种情况进行论述.     

统一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西部贫困地区经济的影响

经过10年的酝酿讨论,为各界所广泛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十届人大五次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并将于2008年1月1日开设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这将结束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内外企业纳税不等、税率混乱的局面.     

经济稳定目标下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取向

在DSGE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一个包含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的税制结构体系,通过不同税率的组合,研究结构性税制改革的取向.结果表明,扭曲性税收比一次性总付税具有更好的经济稳定作用,直接税比间接税更有利于产出和投资的稳定,劳动所得税比资本所得税更有利于产出和劳动的稳定.提高直接税比重,尤其是劳动所得税的比重,更好地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是未来结构性税制改革的方向.     

贫困县域投资效率分析——以临洮县为例

文章以临洮县为例,通过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指标研究发现,近年来伴随着投资额的不断上升,投资效率不断下降,进而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下降.进而提出了正确引导资金流向、打造多层次投资体系、提升投资质量、改善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企业投资能力等相关建议.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法人所得税制度是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必然趋势.统一规范法人所得税税基,在确定计税成本时应充分体现纳税人的费用补偿原则,并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清理整顿税收优惠政策,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创造公平纳税环境,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简化税制.     

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

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为了摆脱该困境,公司有动机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本文通过考察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证实了该假设。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本文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税负成本的行为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而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该特征。另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长期应计项目规避所得税负。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平均每1元操纵利润中,只有1．8分的操纵利润可以规避所得税成本,这或许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为了避免引起资本市场或税务当局的怀疑,而为其大部分利润操纵支付了所得税成本。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高税率公司存在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掼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我们的样本公司中,平均而言,所得税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占资产的比例将增加0．029％;适用33％税率的公司与适用15％优惠税率的公司相比,为此所规避的所得税成本平均高达330万元。     

世界性公司所得税改革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详细探讨了当前世界各国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特点与趋势:各国一般公司所得税综合税率表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下降的结果使得世界各国公司所得税税率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基本趋同;降低税率与拓宽税基往往是同步进行的,很多国家在拓宽税基的同时,又加强了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为消除对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发达国家加快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体化的步伐。本文认为,世界性所得税改革的趋势是我国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改革必须参考的国际背景,在此背景下,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财政能力和税收制度的现状,方能建立一个简单、公平和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制。     

两税合并对山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1月1日起中外资企业将实行统一的所得税政策,这必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新税法发布前后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变化特点入手,分析了其后续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判断,并对两税合并后应关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利分流”与信贷管理

税利分流作为一项新的改革正在探索,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取消企业调节税;第二,降低所得税税率,即所有盈利的国营企业一律改按35％税率交纳所得税;第三,取消企业用所得税前的利润归还固定资产投资借款,以及用税前还贷部分提取职工福利和奖励基金     

所得税改革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

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所得税法降低了原公司所得税税率,由以往的33%降至25%,意图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国内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在新税法下,企业的实际税负情是怎么样的呢?新税法实施之后是否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税负?本论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对所得税改革的目标是否实现进行评述。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了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具体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促使上市公司总体平均股权资本成本下降;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是间接的,公司融资政策作为企业所得税改革影响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重要渠道,不仅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也发挥了调节作用。     

关于国营企业用税后留利进行生产性投资增加的利润减征所得税的问题问答

一问:国营企业用税后留利进行生产性投资增加的利润有什么减征所得税的照顾?答:为了鼓励国营企业用税后留利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国家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企业用税后留利进行生产性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减按40％税率征收所得税,并免征调节税。减免期限定为三年。     

资产质量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

本文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理念,应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资产质量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这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改善资产质量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此外,本文发现在会计准则改革之后,企业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且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贸易摩擦与权益资本成本

贸易摩擦为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美国对华"301调查"以来,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愈加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如何采取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8-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贸易摩擦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摩擦显著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均能有效抑制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业务层面和公司治理层面探究了企业防范、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本文从微观视角提供了贸易摩擦经济后果的证据,厘清了宏观环境变化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理,为贸易摩擦背景下企业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谈股权投资的纳税差异及调整方法

按照《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应区分两种情况缴纳所得税:一是投资方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性质的投资收益,这项持有收益在税法上称之为股权投资所得,当投资方税率高于受资方时,投资方应将这部分持有收益按差额税率补税;二是企业收回、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的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余额,这项处置收益在税法上称之为股权转让所得,要全额并入纳税所得按投资方的法定税率纳税。另外,当企业以非货币资产投资、整体资产转让时,《通知》要求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     

再融资监管促进企业理性投资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国再融资监管制度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上市企业投资决策符合资本成本约束的理性准则,表明中国权益市场中存在普遍的市场约束力量;但企业再融资后投资理性程度明显降低;对监管失效的原因分析表明,企业投资理性程度下降受到事前融资动机和事后募资投向变更的影响:监管规则对事前再融资动机缺乏有效把控,导致再融资资格出现错配;而对事后募资用途的监管不严,则导致部分企业对募集资金的用途进行随意变更,使得企业投资理性程度降低。研究结论为完善企业投资决策自治机制、优化权益再融资监管、促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和一定的现实启示。     

政治关联、所得税税收优惠与经营绩效——基于深市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09年间深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关系,以及这些税收优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比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更低,但这些所得税税收优惠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获得所得税税收优惠时则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     

名义税率提高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的研究

以我国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为制度研究背景,运用差分再差分模型考察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名义税率提高将使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提高;名义税率提高会导致不同性质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都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提高更为显著;由于税收政策滞后效应的存在,2008年样本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明显提高,而2009年随着税收政策效应的逐渐释放,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开始显著提高。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外部环境(经济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行为产生的影响,并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