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层级改革、竞争效应与税收征管

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实际税率的角度考量财政层级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加剧了县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显著弱化了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努力,降低了辖区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并且对于处于不同市场化水平和不同行业集中度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模式探讨——以湖南为例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地方政府从政府规模、层级及财政关系等层面实行的一次深远变革,也是地方政府突破中央权力设置的制度壁垒而获得创新效率的一个难得契机,湖南省应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地方新型财政管理模式和地方公共产品供应模式.     

“省直管县”下政府间财政资源分配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我国目前的政府体制层级为五级财政体制框架,即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县级市)、乡(民族县、镇)多个层级。在政府层级财政中,财权一级级向上聚集,而事权又一层层向下集中,导致财政资源的分配不均。本文针对"省直管县"下政府间的财政资源分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为今后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政府关系的均衡及财政资源分配优化提出对策建议。     

财政层级改革与企业创新——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通过政府制度变革重塑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促进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专利数据,以"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财政层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抑制企业创新。工具变量法与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机制检验发现,这一创新抑制效应的影响机制在于改革产生的征税激励与资源误置,即改革激励县级政府提高征税努力,加重企业实际税负和融资约束,同时强化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结构偏好,加剧地区资源配置扭曲。本文研究丰富了财政层级改革及其经济影响的文献,对优化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改变着监管模式及企业行为,然而已有研究对数字监管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基于交易成本和纳税服务理论,本文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理论分析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政策刻画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作用机理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不但可以通过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管分析能力发挥“治理效应”,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发挥“激励效应”.进一步发现,对于有向上操纵利润动机以及避税动机较高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丰富了大数据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能力,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信息化、融资约束与盈余质量——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信息化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盈余质量随之提升;且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税收征管信息化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即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拓展性研究表明,税收征管信息化对内部控制薄弱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金税三期”工程经济后果及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改善提供了经验证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义、内容与相关建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制度创新与保障,也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的重大创新举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为行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和降成本、提效率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因此,应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省直管县”政策的效应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量江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社会效应为正;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显著提升,县(市)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政策需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理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企业并购盈余管理动机有关问题研究

企业并购盈余管理,是企业的管理者为了在并购的过程中,达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情况下,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或对应计项目进行控制,从而使得账面盈余符合自己的期望的一种行为。在企业并购盈余管理中可以采用的计量模型有:Healy模型、Jones模型、DeAngelo模型,以及修正的Jones模型等。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总体应计利润总额法、特定应计项目法,以及管理后盈余分布法。本文从部分上市公司的公开报告等信息中提取样本数据,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通过对企业并购盈余管理动机和问题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本质进行分析,并在资本市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     

“乡财县管”改革、基层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

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我国政府层级的最末端,是大量公共事务的最终承担者,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省份相继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乡镇财政管理权被大幅度上收到县。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乡财县管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乡财县管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显示,乡财县管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抑制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膨胀,降低了税费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加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与监督,有助于改善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在地形较为复杂的人口大县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由于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不利于发挥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乡财县管对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这说明,乡财县管不宜“一刀切”地实行。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及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两方面,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在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与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水平和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另外,盈余管理对薪酬业债敏感性也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有效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建议.     

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

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为了摆脱该困境,公司有动机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本文通过考察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证实了该假设。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本文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税负成本的行为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而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该特征。另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长期应计项目规避所得税负。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平均每1元操纵利润中,只有1．8分的操纵利润可以规避所得税成本,这或许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为了避免引起资本市场或税务当局的怀疑,而为其大部分利润操纵支付了所得税成本。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高税率公司存在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掼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我们的样本公司中,平均而言,所得税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占资产的比例将增加0．029％;适用33％税率的公司与适用15％优惠税率的公司相比,为此所规避的所得税成本平均高达330万元。     

交易费用、政府边界与财政体制改革

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分析，给出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界的理论模型。我国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决策费用、实施费用和监督费用过高，制约了我国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改革财政分权体制是降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有效途径。     

公共价值创造与政府会计改革研究

新公共管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对削减成本、提高效率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难以反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价值内涵。公共价值管理模式解决了新公共管理理论过于强调技术理性的缺陷,对政府活动、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产生重大的影响,政府会计作为信息收集、价值判断和管理矫正的重要工具,其改革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充分发挥其在公共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财税政策研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以及就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斗争中,财政税收政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将会加大财政的赤字率。在2020年这个特殊时期,国家可以考虑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但从长期来看,未来也不应该搞结构性赤字,因为这将导致巨大的政府债务。为了应对疫情,国家应当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的力度、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方面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危机处置的国际经验借鉴

地方政府举债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合理举债有利于地方财政的高效运转,但若监管错位、过度举债则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自2014年起,我国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随着近年来收益类专项债的扩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融资平台、政府引导基金等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风险依然突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视为“灰犀牛”,亟需引起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处置方式,总结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危机处置的有效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发行主体单一、债务透明度差、评级和监管缺位、预警和处置机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深市上市公司IPO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在分析IPO盈余管理动机的基础上,研究了IPO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及其影响。以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1家公司为对象,通过研究其2006-2010五年的经济数据,运用改进后的Jones模型,得出两个结论：上市公司的业绩在IPO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上市前两年的业绩高于IPO当年及IPO后两年;上市公司通过调整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的操纵。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帮助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做出贡献。     

Government Regulation,Enforcement,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mplementing the Split Share Structure Reform

In a changing transition economy, Chines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adopt the relatively simple bright line rule formula are enforceable in practice. Taking the early reform-oriented policies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s an example, we find that the CSRC did not consider local enthusiasm for reform when allocating IPO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 high enforcement costs involved. We also find that CSRC listed company regulations were enforced due to the lower costs involved in verifying regulatory violations, and that listed companies that completed the reform process were given priority in public refinancing. We present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ypotheses outlined above. We also conclude that companies that completed the reform process in 2005 were of significantly higher quality and that the SEO regulation did not affect stock market efficiency. These finding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间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在不同季度进行盈余管理的时间选择行为。我们首先采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识别上市公司中期报告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然后进一步通过考察季度间盈余反转来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虽在各个季度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第四季度利润中包含了比其他季度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特别的,巨额冲销的公司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调低利润,前三季度表现欠佳而年末好转的公司在第四季度通过盈余管理调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