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我国1990-2014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拐点出现之前,政府支出增加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当越过拐点之后,政府支出继续扩大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依然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显著增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3)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趋于弱化,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存在抑制效应,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滞后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而经济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支出的调节。     

地方政府行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广西与江苏的比较视角

通过对广西与江苏1978-2007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比检验,得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行为下,两省的金融发展仅能微弱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当存在政府干预行为时,江苏的金融发展能明显的促进经济增长,而广西的政府干预行为由于削弱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从而阻碍了经济金融的发展.     

县域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山东省91个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91个县为例,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县域金融发展、金融体系效率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体系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资金运用无效性、贷款质量、银行密度和银行体系结构是影响县域银行体系技术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县域金融发展规模、银行体系效率对县域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同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异.在经济发达县,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需求追寻”型的;而在中等发达县和欠发达县,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为“供给引导”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促进县域金融体系协调平衡发展的若干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阈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各省市平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Hansen(1999)平行数据阈效应模型的检验与估计方法,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存在阈值点以及阈值点进行估计与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阈变量.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金融发展不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研究还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开放程度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阈效应并不明显.     

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衡量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对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科技金融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与房价增长

本文以我国34个大中城市为样本,研究了地方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水平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其辖区内主要城市房价的增长有正向作用,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房价增长呈倒U型关系。另外,在政府资源控制力强的城市中,晋升压力对房价增长的促进作用和金融市场化对房价增长的抑制作用都更加明显。我们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有干预房地产市场的激励,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为这种干预创造了条件。     

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飞速运行,我国的金融紧跟世界金融的脚步,不断的发展与深化。而金融体系在不同侧面对我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学界研究基本肯定了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环境生态破坏严重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诸方面的特点引发了金融的发展到底能否一直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疑问,本文将通过对金融的广度、宽度、深度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探索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并明确指出金融与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倒U"型关系。     

金融机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动态关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联系。本文从区域差异分析的角度,通过建立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也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文章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利用二者的动态关系,可以通过适当增加金融中介机构的数量和改变金融服务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并推动经济增长。     

“双碳”目标下数字金融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双碳”目标下的内在要求，而数字金融已经成为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依据我国30个省份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非径向距离函数、系统GMM估计等方法，对我国数字金融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覆盖广度的作用不明显。通过改善金融机构信贷行为和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数字金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能够发挥更好的影响，说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绿色经济差距。因此，新时期加快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还能够促进金融资源向绿色行业优化配置。     

人力资本、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级单位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低于8.9年时,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速度;当人均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于8.9年时,人力资本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和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与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这说明前期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对第二产业的推动作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后期人力资本抑制了第二产业发展,而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潜力还没凸显,导致了人力资本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效应.     

基于VAR模型下的金融发展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效果研究

本文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文章最后还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的门限效应与金融—经济增长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基于门限效应回归模型,本文利用中国1952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将通货膨胀作为门限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通货膨胀处于门限值以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货膨胀超过门限值金融发展则不再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启示我们强调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其发生结构性变化水平以内。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索洛—斯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分析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金融开放后的经济收敛速度要大于封闭时的经济收敛速度,金融发展水平会促进金融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金砖国家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显示:用名义的AREAER指标、实际的EW指标和资本流动指标度量的证券市场开放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证券市场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会促进该经济增长效应,而银行业发展水平对该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京津冀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PVAR模型的GMM估计、脉冲响应图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法考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和天津这两大城市的金融集聚度缓慢减小;河北整体金融集聚低于平均水平;京津冀整体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集聚影响不明显。因此从京津冀全局出发,三地合作出台提升整体金融集聚度的发展规划,整合金融资源,加强各地金融业务合作,对促进京津冀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现代碳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碳金融服务业在低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货币、碳交易体系方面已获得了长足发展,其推动碳减排、管理碳金融交易风险的作用日益显著.这对于中国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考察国际碳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框架,本文探讨了构建中国城市现代碳金融服务体系的具体策略.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应当大力发展低碳信贷,推进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基金行为,创建碳基金体系;充分发挥商业保险作用,促进保险业与低碳经济融合;加快碳金融创新,丰富碳金融产品功能体系.     

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西部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分析

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基于西部地区九省份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路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地区创新水平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呈现倒“U”型。最后，文章从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出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高金融支持低碳发展效率等方面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体系深化、外生冲击与经济平稳增长——基于1991-2008年我国省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通过一个拓展的实证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机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外界冲击的反应发现:在加入外生冲击检验项后,银行信贷表现出显著的抑制经济外生冲击、避免经济大幅波动与平滑经济增长的作用.股票筹资在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外生冲击下具有放大经济波动幅度的"助涨助跌"效果.放大效应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这也是股票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倒U效应"的间接证据.加入银行信贷与股票市场双指标变量的检验显示,股票市场与银行信贷表现出明显的"互补溢出"效应:首先.股票市场规模变大使得银行信贷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明显,银行信贷可以促进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其次,两者的共同作用可以平滑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这一结论意味着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也肯定了我国金融结构体系深化过程的合理性.     

数字金融、政府监管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30个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门限回归分析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其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金融监管宽松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监管严格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发挥数字金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更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将数字金融纳入国家统一监管之下,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数字金融优化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KMV模型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信用风险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