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物的权利或福利

动物的生命、自由等应受到保护,但它们的利益不同于自然法中的权利,价值、感觉、依赖都不是权利。动物的地位永远不能与人类平等,不能自己主张利益,只能寻求人类的保护,在法律层面上来讲,只能作为被保护的法律关系的客体。     

利害调整模式下公权利理论的革新

随着多元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具有二元构造特征的传统公权利理论出现危机。以自由等价和人格主义为基础,以水平私益冲突为核心,普罗伊斯建构了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判断公权利的利害调整模式。通过区分权利分配与请求权指向这两个维度,利害调整模式实现了私人间水平关系与国家和私人之间垂直关系的整合。在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不仅公权利的内涵有所不同,而且法律之于公权利证成的作用得以凸显。利害调整模式立足于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优化了公权利的判断方法,推动了公权利理论的发展。面对多元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复杂利益结构,我国也可以借鉴利害调整模式,完善冲突利益的协调机制,实现无漏洞的权利保护。     

论人工胚胎之法律地位——从法国法谈起

本文以无锡冷冻胚胎案作比较法研究,首先说明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虽属生物学上的人类,但欠缺法律上人格,系无法用金钱衡量之动产。其次,本文赞同本件一审法院所谓受精胚胎乃特殊之物的见解,并指出人工胚胎兼具物与人格利益之特性,主张其法律适用为:就胚胎之储存维护应适用物之规范,就胚胎受损得援引人格利益之保护,就胚胎管领则应适用监护法理。     

法治视野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高校与学生的诉讼纠纷案件,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对抗,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和协调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已被提上日程。此类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应综合运用非诉讼和司法手段,对学生权利进行救济,平衡学校管理权与大学权利之间的冲突。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论消费者权利与经营者权利的保护冲突

商品经济条件下，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在商品交易中，经营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即时满足，而消费者的需求只能在交易完成，获得并使用消费品以后才能得到满足，这决定了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国家在法律上对消费者权利给予倾斜保护。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经营者的合法权利也不能忽视。随着经济发展，经营者与消费者固有的矛盾日益表面化，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及解决方法作出了阐述。     

无权处分场合买卖合同的效力与权利瑕疵担保

《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的主要规范目的是,无权处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要承认权利人的追认会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就适宜承认存在效力未定的处分行为。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在解释论上具有可取之处。在传统债法上,无权处分致使给付不能的,存在适用债务不履行责任抑或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争论,两方面规定在构成要件上有实质区别。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实行救济进路,第三人享有所有权、抵押权等权利致使所有权不能转移的,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或第612条,两者在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效果上并无实质区别。《民法典》第612条中规定的第三人“享有权利”文义范围较窄,应当对其进行目的论扩张,将第三人“过去享有权利”且主张权利的一些情形纳入其中;即使买受人构成善意取得,仍可认定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仍不明确。在利害关系的判断层次中,保护规范理论用于查明主观公权利以排除反射利益,而不用于确定被诉行政行为对既存权益的侵害可能性;前者关注私益保护指向的规范解释,后者关注因果关系确定性与紧迫性的事实判断。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合法权益已获得法律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承认,则保护规范理论无适用必要。     

个人行为轨迹信息的法律属性与分类保护研究

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个人行为轨迹信息的价值得以彰显,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资源。应比照个人信息,对个人行为轨迹信息应否纳入法律评价和法律保护范围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权益的逻辑基点,随着技术更迭和观念演进,识别实现了从身份到行为的扩展。通过考察识别标准,可梳理出个人行为轨迹信息从不可识别到可识别的流变。个人行为轨迹信息具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具备了成为受法律保护之权益或权利的条件。将个人行为轨迹信息纳入法律评价框架并不意味着要将其笼统落入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范围,而应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之间的张力,构建本土化的分类保护模式,给予不同强度的保护措施。同时,应筑牢保护例外情形的原则底线。     

纳税人权利保护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

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纳税人的权利保护也就显得越发重要。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对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在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所亟须解决的,本文就纳税人权利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税务机关、纳税人等多方面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浅谈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

在经济运行的实践过程中,忽视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小股东相对来说是弱势群体,法律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以利于对其的保护。因此,分析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完善累积投票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也是有利于中小股东权利法律保护的重要措施。     

构建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刍议

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健全法律为中惊动，系统地构造立法保护、司法保行政执法保护、社会中介服务保护、舆论监督保护和纳税人协会组织保护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税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证券监管的核心内容.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力会直接影响其投资意愿,进而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投资者权利受损的情形时有发生.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应进一步加大证券监管力度,继续强化投资者教育工作,逐步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健全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要求的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     

纳税人权利保护与政府征税权之制约

在纳税人与国家这对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其权利与义务呈此消彼涨的关系.纳税人权利的有效实现必须以国家征税权的依法、合理行使为前提,而保护纳税人权利关键在于约束政府的征税权.要建立包括立法权限制约、立法程序制约、政府内部监控机制制约与外部机制制约在内的约束政府征税权的机制.     

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立法的三个问题

《民法典》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典化时代。法典化研究在多个法律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和成果。随着税收法定原则加快落实,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的税法法典化被提上日程。税法法典化是历史的、逻辑的和现实的统一。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近代历史以来世界法典化的普遍性规律。在法典化目标下,税法总则作为法典总则法、纳税人权利平衡法、税收行政行为规范法,又决定了其立法逻辑上有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在此基础上,税法总则应构建税法原则、纳税人保护、纳税义务、税务行政规范制定与解释等支柱性制度。     

论财产犯中的财产性利益

财产犯中的财产性利益本质上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特定权利,从事实特征出发不能对财产性利益予以精准界定。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产性利益应当限于民法典“合同编”所规定的原权之债,其包括原权性意定之债（合同之债）与具有准合同性质的原权性法定之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权利属性与调整对象呈现出平行态势,即“财物—人与物—支配权—物权法”与“财产性利益—人与人—请求权—债法”。物的返还请求权作为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救济之债,不属于财产性利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规定的抚养请求权、赡养请求权以及继承权等原权性法定之债,不属于财产性利益。     

纳税人退还请求权研究

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要求保密权等.当纳税人没有法律原因而履行了缴纳税款的义务,或者纳税人缴纳税款时尚有法律原因存在,但在缴纳后该法律原因消灭,纳税人就应该享有可以请求将已缴税款予以返还的权利,这就是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无论在公法还是在私法上,没有法律原因或约定原因而为给付,都在给付人与接受人之间形成了不当的财产转移,为了维持公平,法律应该予以调整.     

对完善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若干思考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旨在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和维护公务员的正当利益。随着公务员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公务员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侵犯公务员正当权益的问题。为此,本文针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实施现状,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对纳税人权利及其保护体系的探讨

纳税人权利既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纳税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规定的方式赋予纳税人,相应地,纳税人权利既受到行政制度的保护,也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实体权利主要由法律保护,程序权利大多受到二者的共同保护。只有行政模式和立法模式的有机结合才能构筑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互补的、广泛的体制。     

论合同附随义务违反之法律责任与救济

附随义务制度作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判例法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已被我国《合同法》给予了全面的认可。附随义务是在合同履行中由当事人之间承担的一种辅助义务,旨在弥补当事人约定的漏洞。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明确界定和权利救济途径的完善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均衡双方负担,保证双方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为此,笔者试从法理基础、内涵界定、责任性质、归责原则及权利救济等方面对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责任和权利救济问题进行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