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减税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备受关注。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结构性减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极少有研究探讨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利用2016-2020年增值税名义税率三次下调和进项税额加计扣除的组合式减税冲击,系统考察了增值税税负变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减税效果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轻资产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减税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和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肯定了增值税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为“十四五”时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经验借鉴。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吗? ——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倾向,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抑制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倾向,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实体企业经营绩效改善中的作用,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依靠公司治理改革、运营机制创新、组织管理变革等方式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避免企业过度依赖要素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投入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规模扩张、利润增加。二是要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金融资源供给结构并提升供给效率,将发挥好全要素生产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与推动企业"去杠杆"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企业价值提升作为经营考核目标,抑制一部分实体企业推行过度金融化的倾向。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银行竞争度、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银行竞争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大,银行竞争度提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强;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将有助于减轻银行竞争度下降所带来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越小、管理费用率越低、成长性越好的企业,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本文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类企业进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有效改善传统金融中存在的"金融歧视"与"金融错配"问题.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     

企业所得税税负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分类研究

本文基于制造业各行业受要素驱动的差异性特征,使用2008—2019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税收负担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的企业所得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对制造业企业而言,降低所得税税负并不是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措施;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而言,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强度在所得税税负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着遮掩效应,降低所得税税负水平有利于促使企业扩大研发投入,并通过该路径显著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而言,降低所得税税负有利于促使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入,进而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     

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涉农企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对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以我国2005—2021年的A股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探究供应链金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作用机制上，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外，供应链金融在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融资效应”和“关系效应”两种独特的作用效果。     

互联网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这一主要渠道显著地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互联网应用对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制造业企业、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管理成本节约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因此,应提升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将节约的销售成本与管理成本投入研发活动之中,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金融分权、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还是“污染”？

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索金融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分权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不同发展偏向的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影响方向迥异，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资源“两手抓”绿色激励与污染约束。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分权通过提升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国有企业，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绿色企业的促进效应更高。因此，应完善适度金融分权制度，提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助力企业乃至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性质、融资约束和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政策的差异对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力度不同；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激励企业技术进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开放度四条途径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长。然而,中国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是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呢？通过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这种约束作用对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的这种负面影响。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本文在遵循《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中"金融服务实体"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创新能力、出口竞争力以及价值链嵌入度四个方面,对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跃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能力、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更进一步还会阻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因此,应着力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改善金融体制配置效率,以真正提升金融业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支持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企业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企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018年正式实施环保税，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对环境污染进行约束，借助税收执法的刚性，加大环境规制强度。环保税可以通过对企业施加环境约束从而激励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本文基于沪深上市企业(2012—202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环保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3)环保税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显著于国有企业。(4)环保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财务绩效和资产结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环保税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优化环保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汇率制度弹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

本文以65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生存分析法考察汇率制度弹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发挥危机缓冲器作用，提高汇率制度弹性能够使“突然停止”风险的退出概率增加69.7%，即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有利于缩短“突然停止”持续期，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更有利于其从“突然停止”风险中快速退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度能显著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对“突然停止”持续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三元悖论”中选择汇率稳定还是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货币政策独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强汇率制度弹性，同时审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从而更好地缓冲“突然停止”冲击。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机制与数字金融下的效应差异

本文构建城市层面银行价格竞争指数,并与2013-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探究地区银行价格竞争对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价格竞争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在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政府信贷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中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银行价格竞争促进企业融资,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在拓展分析中进一步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强化银行价格竞争的生产率驱动效应。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部10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风险投资部门通过促进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风险投资作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相比有明显的区别,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中介作用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