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创新与我国"十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

我国迄今已有的金融制度变迁就其特征而言是一场强制性、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它倚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变迁.基于此我国目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金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具备了市场金融制度的外壳,如果从制度效率角度观察,现行的金融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制度创新是我国"十五"时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从总体上讲,"十五"时期的金融制度创新应紧紧围绕着发展这一主题,以制度的市场化为导向,以制度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金融制度的全方位改革与发展,创新的范围涵盖金融组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制度创新、金融调控制度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经营模式的选择

近二十年来,我国为了适应"入世"和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对长期抑制我国金融发展的传统金融体制实施了积极稳妥的市场化改革,金融制度也已做了许多重大的调整,其丰硕的成果,突出地表现在我国自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法律和一大批金融行政规章,初步形成了基本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框架.这些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无疑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族金融竞争力的提高和我国民族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我国金融"入世"的现实,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建设中仍然存在着诸如立法滞后、规则不合理、法规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势必对我国民族金融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和阻碍.     

宏观视野看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以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为例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国家在金融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和不足,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金融及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材.要从宏观视角重新描绘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理论图谱,完善金融立法上的诸多空白,通过法定程序修订不适应金融业绛营监管需要的现行法律法规,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金融制度创新与我国“十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和发展

我国迄今已有的金融制度变迁就其特征而言是一场强制性、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它倚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变迁。基于此我目前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具备了市场金融制度的外壳，如果从制度效率角度观察，现行的金融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稀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制度创新是我国“十五”时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从总体上讲，“十五”时期的金融制度创新应紧紧围绕着发展这一主题，以制度的市场化为导向，以制度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金融制度的全方位改革与发展，创新的范围涵盖金融组织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制度创新、金融调控制度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     

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适应性效率的缺失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制度的建设意义重大.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建立健全各种制度,还必须注重提高各种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我国在提高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也存在着效率的缺失.在正式制度方面,制度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制度存在着失效和无效.这些都是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不足的根源.     

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研究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实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处于不完整和系统性,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性地影响我国的金融改革效率。深入研究其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对于如何提高金融效率,破解在新常态下,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难题,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使金融体系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便利,使金融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核心。笔者从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为切入点,研究如何提升中国金融改革效率方法入手,分析金融改革的状态,提出了破解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的研究方法,进而致力于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科学遵循"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基本原则,从而建立多样化金融机构体系,更好地提升金融效率,有效服务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提供建议。     

对我国银行法律体系的特点及结构的初步设想

(1)我国银行法律体系的特点我国的银行立法,应发展为全面的系统的体系.社会主义的银行法律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在银行活动方面的反映和体现.它不仅是调整金融活动所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的准则,而且是国家管理和组织金融活动的重要工具,也是维护了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保证.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银行立法的理论的研究还很少,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银行法律制度.银行活动多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虽有些单行法规,但不齐全     

金融危机下金融法律机制之嬗变

任何一次金融危机,都是金融法律机制进行重大改革的机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现行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金融法律机制的嬗变已刻不容缓,本丈结合金融危机,从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外因素的层面分析制度变革的原因,从金融法律体系、立法、司法,监管,法治建设及配套措施等方面探讨如何完善金融法律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金融制度的选择

在重新定义金融制度和金融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总结金融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规律，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制度变革一个阶段的结论，并提出选择激进方式确立前知识经济金融制度是其解决之道。确立知识经济金融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快经济转型、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外部环境三个大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实现。     

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

本文通过对日本金融制度从发展到劣化和危机的演变过程的历史考察，试图找出日本金融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中的金融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机制、效率与实证挑战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定位和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影响间接金融体系改革方向的关键。本文从机制视角建立学理框架,从信息和履约两个基础维度,讨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相对效率及决定因素,并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指出现有实证研究的成果与挑战;进而结合中国特征,讨论如何提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效率,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因信息和履约机制不同而各有其独立存在价值,其相对效率取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网络基础和征信、法律体系,现有实证文献对两者作用的分歧主要源于分类、样本局限和内生性处理。本文从机制视角进行分析,体现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属性,为探索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各省1991-200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以投资效果系数作为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指标,通过对金融发展等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我国自1991年至2008年期间,资本配置效率基本处于持续下降状态,除资本配置效率与银行贷存比和进出口总额成正比之外,其他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均主要起负面作用。     

从非和谐到和谐——财产税法律体系的解构与重塑

财产税法因其固有的、为其他税法所不能替代的功能,是一国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过于滞后薄弱。对我国现行财产税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深入地解构表明:我国应在财政民主主义和财政联邦主义理念下重塑财产税法律体系,从非和谐走向和谐。     

基于融资视角的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

通过对中国金融运行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发现,以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划分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优势,只要能够满足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金融结构都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必对金融结构进行人为的割裂。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转化投资的高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样一对突出矛盾,其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失当,这是当前中国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贵州省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协调发展研究

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但金融发展中往往存在着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发展的非协调发展,从而制约着金融功能的发挥.以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相关评价指标对贵州省2009～2013年金融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利用SPSS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回归,结合协调性测度模型对贵州省金融规模、结构、效率进行协调性测算,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在2009 ～ 2013年间协调性较好,且趋向于更加协调;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性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相互发展的协调程度次之,金融规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协调发展程度较低.根据现状考察和协调性测算的结果对贵州省金融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扭曲因子、进口中间品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事后核算方法

基于BF(2020)模型框架,本文构建了嵌入间接税、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扭曲—调整的索洛余值的事后核算和结构分解新方法,进一步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数据库等编制了与模型匹配的社会核算矩阵,实证测算分析了1997—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1)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纯技术效率变化一直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是其分水岭,受技术模仿后发优势逐步式微的影响,技术进步速度下滑,但2012年后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纯技术效率逐步提升。(3)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由正转负,进口中间品贸易条件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大背景下,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但2007—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银行竞争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研究

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和2009年,我国先后两次放松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规制,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银行竞争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本文利用2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水平,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投资不足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和代理冲突减弱是银行竞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拓展了银行竞争以及企业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银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综合视角下的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宏观金融效率为研判中国金融发展状况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视角,但其实证研究还处在单指标——因果检验与间接度量阶段。本文提出: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的实质是一种综合评价,直接度量宏观金融效率是可行的。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体系涵盖思路、指标与方法三个方面,其构建应综合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脆弱性与金融生态等研究成果,实现由单指标到多指标、因果检验到线性与非线性方法相结合的两大转变。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的深入仍需相关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整合与推动。     

试析我国金融仲裁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以证券仲裁为“先锋”的金融仲裁机制,已在我国金融各领域内逐步展开。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推动。我国金融仲裁呈现出专门金融仲裁机构广泛设立、金融仲裁规则独立化以及仲裁程序更契合金融纠纷解决要求等新特征。然而,当前金融仲裁机制在专业性与高效性上仍显不足。这些不足可通过确立专业、高效为基本原则,类型化金融纠纷并设定相应仲裁规则,合并程序,结合网上仲裁以及引入临时仲裁等措施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