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

本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展开分析,得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由于技术进步创造出的效率工人会由技术进步所增加的人均储蓄提供的新增资本来装备,最终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状态。只要有一个不变的技术进步率（g为常数）,稳态条件下的人均产量增长率将按照技术进步率提高。考虑技术进步变动因素的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储蓄率既定的长期,人均产出或者生活水平仍然能够持续提高。     

一种受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影响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层次性,对不同的人力资本按其质量进行了加总。在Romer存在技术因素作用的生产函数的假定下,构造了同时反映人力资本和技术因素作用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既反映了技术因素对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作用,也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作用。文中证明了此模型存在均衡增长路径,且具有内生增长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处于均衡增长路径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长期影响。     

一种受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影响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

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层次性,对不同的人力资本按其质量进行了加总.在Romer存在技术因素作用的生产函数的假定下,构造了同时反映人力资本和技术因素作用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既反映了技术因素对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作用,也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产出增长的作用.文中证明了此模型存在均衡增长路径,且具有内生增长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处于均衡增长路径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长期影响.     

汇率冲击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均衡发展

本文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非均衡发展的角度探讨汇率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为广场协议后本币升值对日本经济冲击大于德国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解读。文章借助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构建了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在存在低技术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将导致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使用1981-2010年间日本、德国、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分析,结果表明,两部门发展较为均衡的德国经济不受汇率升值影响;而非均衡发展的日本和我国经济增长率均受到了升值的不利冲击。由此建议,在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避免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更重要的是,提高我国非贸易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技术含量,进一步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有助于缓解升值的不利影响。     

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东部10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风险投资部门通过促进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风险投资作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相比有明显的区别,风险投资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中介作用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发挥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研发部门异质性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研究 ——基于三部门模型

通过构建以异质性研发主体的研发部门为特点的三部门模型,在稳态时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比较各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构造出技术进步的动态增长路径,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马尔萨斯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赶超阶段.马尔萨斯阶段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为零,而在经济起飞阶段,研发速率较高的部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赶超阶段则同时由研发速率较高和较低的研发部门推动经济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最终实现赶超.从而延伸出来的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条是中国模式,先发展国有经济,再逐步进行私有化改革;另一条是西方主流模式,先发展民营经济,再建立国有经济.最后指出自身的不足以及以后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根据我国2007—2021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有更大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为双向促进关系,且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更大的乘数效应;技术进步（非能源偏向性技术占主导地位）促进二氧化碳排放,而二氧化碳排放对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且技术进步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改善能源消耗结构等完成减排目标。     

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国防R&D活动在私人部门R&D投资以及整个社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国防R&D投资总量、不同投资方式所占比例,以及国防R&D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分布。     

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增长战略分析——基于扩展的Feder模型的实证研究

用扩展的Feder模型分析我国2002～2011年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差异,结果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大,整个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高于非出口部门,各出口产品部门和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都不高于非出口部门。不同的出口产品部门和贸易方式不同的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差异。因此,要坚持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战略,坚持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逐步完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机制,使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平稳协调发展。     

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建立了一个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封闭模型.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实现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本内在机制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流动性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研究还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促进二元经济的良性转化,但受生产要素配置比例的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受农业部门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和非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限制.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

杨格概括了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是一种脱离均衡的运动。本文认为,如果将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理解为在理论模型中二者互为解释变量,可以将这种关系纳入均衡分析范式中。在给定外生变量条件下,即可求解均衡的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均衡的专业化生产规模。均衡规模理论上即是适度经济规模。当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专业化生产规模的实际状态处于失衡状态时,经济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会使失衡自发地趋向均衡。由失衡趋向均衡的路径有三条：平衡增长战略;交通运输先行战略;交通运输滞后发展战略。如果技术条件或者制度安排发生重大变化,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专业化生产规模之间的均衡将会发生变动,即由旧的均衡趋向于新的均衡。规模报酬变动可以为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变动提供理论解释。     

我国货币供应与投资的关系问题研究

本文将我国货币供应、投资支出和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模型,实证分析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投资、货币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能达到因果检验的显著性要求,反映了我国经济的价格弹性较高,投资的高速增长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根源来自经济增长形成的高储蓄,而非货币刺激;货币供应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适应投资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增长。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应以保持投资和经济增长稳定发展为重要目标,而不应以刺激投资与经济增长为目的,否则可能会引致通货膨胀上升,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和降低经济发展质量。应保持基础领域和改革创新领域投资增速的稳定,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基于AK理论的多变量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通过研究农村金融市场融资能力及信贷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性。首先基于帕加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选取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且能反映农村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的金融指标,其次基于这些金融指标,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在统一的框架内综合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情况,并定量分析农村经济增长与信贷、投资间的互动过程。计量结论显示在长期信贷与优化的金融结构、完善的金融融资渠道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但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不能内生吸引信贷资金。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在于发展高效农业,监管部门要通过指导意见改善农村金融结构与金融渠道、促进信贷支农特别是支持乡镇企业的投资,以此为基础实现农村产业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     

制度、增长与收敛——一个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框架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并且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索洛模型,可以构造一个包含制度的、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通过模型的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质量越好,人均产出增长率越高;人均产出存在关于制度的条件收敛.并进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欠发达国家想获得"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具备良好的制度或能够持续改善其制度.     

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检验

在中国,金融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各类成分关系存在非对称性,金融发展更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相对经济增长而言,金融发展的"跟随效应"显著。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表明,当金融制度改革能够促使金融发展时,金融发展将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政策制定者对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强烈反思。有效防范金融机构的顺周期和系统性风险,促进全球经济金融平稳运行,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共识。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我国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实现国内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及启示

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探索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东西。韩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从“政府主导型”过渡到“民间主导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对韩国的经济增长经验，即主要对推进自由化政策、科技立国的政策和产业结构转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信贷支持县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以广西百色为例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百色市11个县银行贷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信贷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可以提高经济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研发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推动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相关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在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企业研发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且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传导机理及其在中国的体现,从而为金融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改革逻辑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和经验基础。     

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南省1970～2004 年的数据为样本,对湖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湖南省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基本协调,但是,在湖南省税收收入高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税收收入的弹性相对偏低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税务部门征收管理工作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非税收入的规模过大,挤占了税收增长的空间.为此,应继续加强征收管理;优化收入结构,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